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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古城考证-----徐孺子居住地绝不会在南昌府城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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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4 17:29:08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徐长金 于 2015-7-5 07:36 编辑

2014年03月22日 (2014-03-22 20:47:31)[url=]转载[/url]


                                          南 昌 城 迁 考
应 宗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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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昌地方史学界称汉南昌县在今湖坊灌城遗址,唐初移到抚河沿岸今天的市区,此说错误。汉南昌县准确位置在今天的老城区内,东到东湖、西到抚河、北到叠山路墩子塘一带,南缘孺子亭公园,此城以北到龙沙(今下沙窝一带)尚有一湮没的古城:孙奋城,今天所谓湖坊灌城遗址其实是孙奋的离宫——齐王城。郦道元时,南昌曾移县到今天丰城境内的同田乡和罗湖乡之间,后废置,同时期今天的市区则称为豫章。豫章县、南昌县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关键词:南昌  城址   变迁  考证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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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缘起
    南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自汉高祖六年灌婴(或作陈婴)筑城至今,已历2200余年。略翻翻史卷,灌婴、陈蕃、徐稚、梅福、孟宗(二十四孝)、司马量(司马懿祖父)、华歆、虞翻、许邵、嵇绍(嵇康子)、周访、甘卓(甘宁子)、褚裒、范宁、何无忌、雷次宗、陈霸先(1)……众多彪炳史章的人物,给这座古城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然而近年来却由于地方史界对南昌城迁史的误读,导致唐以前南昌历史地理沿革的混乱,甚至酿成规模较大的学术之争,如数年前的徐孺故里之争,闹得沸沸扬扬,其根本原因便在于对南昌古代历史地理沿革的误解,由此更导致唐以前南昌文史资料的费解,史籍中许多地名,有如空中楼阁,准确地点没有着落,随便举几个例子如下:
    古南昌六门中松阳门内有大樟树和豫章得名有关(水经注说)。司马懿的祖父司马量为豫章太守时,此处枯树复生,晋以为中兴之祥。松阳门内的豫章传说可以说是古代南昌城的象征,也可以说是豫章郡的象征,而松阳门准确地点却难于确定。
    孙策击豫章,遣虞翻在豫章昌门和太守华歆交语,华歆遂降孙策,昌门具体地点亦不详(2)。
    唐初张善安附林士弘,林士弘不信之,营于南塘上,善安憾之,袭其郛郭。张善安具体的驻扎地点、行军路线亦不明。
    倘若灌婴所筑南昌故城准确位置能够确定,南昌历代地理沿革能够厘清,这些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二、  辨析资料
   现存文史资料中,有关南昌城的资料略举如下:
  《晋书·范宁传》对南昌城的描述是:“郡城共有六门,宁悉改作重楼、复更开二门、合前为八(3)”。而具体的城门则据《豫章记》称:“郡灌婴所筑,有六门,其一曰松阳门,其所以为郡名,西二门,其一曰昌门,其一曰皋门,东及北一门,亦以东北为名,晋太元中,太守顺阳范君(即范宁)更开门之北为东阳门,以对臬门,开北门以对松阳门,今八门相望,通路直指(4)。”
    又顾野王《舆地志》称三国吴五凤二年(254)吴豫章太守张俊“建郡城东南双阙(5)”即修筑东门、南门的城门楼。城制大小则《南昌府志图》称“周十里八十四步。” (6)
   上述资料仅称城的大小、形制,而其具体的方位则没有明确的交待,不便于对古城方位进行定位,现存资料对南昌古城方位进行描述的首推刘宋雷次宗的《豫章记》,其称:“州城东有大湖,北与城齐,随城回曲至南塘,水通章江,增减与江水同。后汉永平太守张躬筑塘以通南路。宋少帝景平元年,太守蔡兴宗于大塘上更筑小塘,以防昏垫,兼遏此水,令冬夏不复增减,水清至洁,而众鳞肥美(7)。”又称:“北有龙沙,堆阜逶迤,洁白高峻,而似龙形,连亘五六里,旧俗 九月九日登高处(8)。”雷次宗文亦甚简略,而后诸家因之,讲得最全、最详细的当推郦道元的《水经注·赣水注》,现将其中重要文字检出如下:
(赣水)又北过南昌县西(汉桑钦水经原文)
郦注:盱水(今抚河)出南城县,西北流径南昌县南,西注赣水,又有浊水(今锦江)注之,水出康乐县,故阳乐(今万载)也。浊水又东径望蔡县(今上高),浊水又东径建成县(今高安)。浊水又东至南昌县,东流入于赣水。赣水又历白社西,有徐孺子墓。……赣水又北历南塘,塘之东有徐孺子宅,际湖南小洲上。赣水又径谷鹿洲,即蓼子洲也。赣水又北径南昌县故城西,汉高六年,始命陈婴定豫章置南昌县,以为豫章郡治,此即陈婴所筑也。……陈蕃为太守,置徐稚为功曹,蕃在郡,不接宾客,惟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此即悬榻处也。……城之南门曰松阳门,门内有樟树,……故以名郡矣。……赣水北出,际西北历度支步,步即水渚也。赣水又北径郡北,为津步,步有故守贾萌庙。水之西岸有盘石,谓之石头,津步之处也。西行二十里曰散原山,西北五六里有洪井,北五六里有风雨池,西有鸾岗,冈西有鹄岭…………东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有城齐,南缘回折至南塘,本通章江,增减与江水同。汉永元中,太守张躬筑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冬夏不增减,水至清深,鱼甚肥美,每于夏月,江水溢塘而过,居民多被水害,至宋景平元年,太守蔡君西起堤,开塘为水门,水盛旱则闭之,内多则泄之,自是居民少患矣。
    赣水又东北径王步,步侧有城,云是孙奋为齐王镇此,城之,今谓之王步,盖齐王之渚步也。郡东南二十余里,又有一城,号曰齐王城,筑道相通,盖其离宫也。赣水又北径南昌左尉廨西,汉成帝时,九江梅福为南昌尉,居此。……赣水又北径龙沙西,沙甚洁白,高峻而弛,有龙形,连亘五里中,旧俗九月九日升高处也,昔有人于此沙得故冢刻砖,题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而今此冢垂没于水,所谓筮短龟长也。
    郦道元服官北魏,终生未到豫章,南方诸城的写作皆依赖于文献资料,此为当今郦学研究所证明(可参看杭州大学郦学家陈桥驿教授《郦学札记》(9)。),对豫章城的描述大多来自于刘宋雷次宗的《豫章记》,注文内亦可印证。然郦道元与雷次宗有几点不同之处。
    其一,筑城者郦道元以为陈婴,雷次宗作灌婴。查《史记·灌婴传》称灌婴定豫章,而《史记》中功臣表称堂邑侯陈婴定豫章,是二者皆有据,然《史记》中并未明言谁“筑南昌县城”,明言灌婴筑城者,雷次宗《豫章记》,明言陈婴筑城者,唯郦道元之《水经注》,然二说不知何据,孰是孰非,尚难定论。
    其二,“宋少帝景平太守”雷次宗言是蔡兴宗,而郦道元仅称蔡君,查清未民初郦学家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考《宋书蔡廓传》:“廓……为豫章太守,征为吏部尚书,不拜,徙为祠部尚书。太祖入奉大统,廓奉迎,元嘉二年(425)卒(10)。”是其为豫章太守,恰在宋少帝景平时(423),兴宗为廓子,廓卒时方十岁,则景平元年仅八岁,且从未做过豫章太守,景平元年太守为蔡廓无疑。可见郦道元曾驳正雷次宗《豫章记》的错误,郦注较雷说更精审,似乎陈婴筑城说比灌婴筑城说正确的可能性大一点(后文依然按传统习惯称灌城)。
    其三,开水塘上雷次宗明言张躬筑南塘(即大塘)而蔡君开小塘,且作用是节水兼利于防守(以防昏垫),然《水经注》交待似较含糊,仅称“太守蔡君西起堤,开塘为水门”,仿佛此塘依然为张躬所筑,蔡君唯筑堤、置水门而已。然不管如何,通入赣江的节水塘经人工所筑是无疑的。
三、“故城”真义
    郦注中有一“南昌县”,又有一“南昌县故城”,此何义?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总结清朝《水经注》研究时称:“戴震治学,精锐无前,最能发明原则,以我驭书。《水经注》旧本,经注混淆不可读,戴氏发现经注分别三例:……各水所经州县,经但云某县,注则年代即更,旧县或湮或移,故常称某故城(11)。”依此,则“南昌县故城”即是旧县,亦即灌婴所筑汉南昌县,细看郦注中,先叙南昌县,后叙南昌县故城,南昌县在浊水、盱水、赣水交汇处,即今丰城境内,而南昌县故城在蓼子洲、龙沙之间的今市区内,则分明是两个城矣。而从桑钦《水经》正文“又过南昌县西”来看,《水经》写作之时,尚只有一个南昌县,即是最早的汉南昌县,也即是郦注中的南昌县故城,“汉高六年,命陈婴所筑也”。而桑钦《水经》中赣水走向“过南昌县西”也与郦注中“又过南昌县故城西”方位相合,都是经过城的西面。而与郦注中南昌县不合,故郦注中南昌县故城和汉桑钦《水经》中南昌县正是同一座城,若将此城方位确定则灌城即出矣,孺子故居,悬榻处等一系列问题皆可迎刃而解。
从郦注中可知,当郦道元时南昌县已迁出汉初故址,迁到抚河(盱水出南城县,西北流径南昌县南,西注赣水)和锦江的交汇处(浊水又东至南昌县,东流入于赣水)。千年水道或变,而《水经注》中阳乐(万载)、建成(高安)、望蔡(上高)诸古城址大致方位变化不会太大,那么在这几座城市不远的浊水畔尚有一个不为当今学术界所知的神秘南昌县了。
四、  郦注略释
郦注中“赣水又历白社西,有徐孺子墓”。此墓具体方位《寰宇记》称:“徐稚冢在洪州南十里,今号白社(12)”。白社名同《水经注》,可见墓址依旧,洪州为唐制,城址必在抚河边,则墓在洪州之南,与《江西通志》记载方位同:“墓在南昌进贤门外,望仙寺东,隧道深五尺,墓居基中,有石刻,隶书‘汉南州高士徐孺子之墓’,乃后人所重立之碑也(13)。”此墓按文献记载和今天的遗址可确定在今天南昌市东坛巷二十七中附近。
郦注:“赣水又北历南塘,塘之东有徐孺子宅。”
《寰宇记》称:“徐孺子宅在洪州东北三里,”《洞仙传》:“孺子少有高节,追美梅福之德,仍於福宅东立宅。”杨守敬、熊会贞考:“南唐徐廙续《豫章志》以孺子宅在州东北,陈蕃为迁于南塘东百步,湖南际小洲,是郦氏就后迁之宅言也,在今南昌府治之南湖(14)。”
   南湖之徐孺子宅为“南塘东百步”,则其西百步为南塘矣,南湖即今天的孺子亭公园湖泊,南湖应为古南塘地。而按《豫章记》、《水经注》记载,南塘应“本通章江”,此又与南湖合,清《会城图》中,南湖自今孺子路水关桥一带经蓼洲西入抚河,本与章江相通,清末方淤塞成陆矣。
   南唐徐廙去唐初张善安未远,“南塘”地名尚存。又《名胜志》:“蓼子洲在城西里许,南塘湾外,两洲相并,水自中流入章江(15)。”则蓼子洲内为“南塘湾”,南塘入抚河处称南塘湾,其名亦源自南塘唐《孝道吳許二真君傳》称万寿宫内鐵柱“見在洪州南塘去城二百四十步”。则南塘正在唐朝抚河边的城区内,万鐵柱寿宫的附近。
再考民国《南昌县志》卷五十七“南浦……即南塘地”,而清《会城图》中蓼子洲在南浦驿外,与《名胜志》隐合,即蓼子洲内为南浦,南塘湾又一变为南浦矣。
古南塘当在今孺子亭公园南湖到蓼洲一线,而此处原为水域,据清光绪三十三年《南昌县志》载,此处原为西湖水域,上有一桥名陈家桥(又名金城桥),后逐渐淤塞形成街巷,仍以陈家桥命名(16)。对照《南昌府治图》、《会城图》,今天的珠宝街、陈家桥附近低洼地带确实为湖泊遥通章江,与《水经注》本通章江描述相合。
  《水经注》称:“东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南缘回折至南塘。”《豫章记》称:“随城回曲至南塘”,东湖确在与南湖交接处“回折”“回曲”,由南北向而西向通入章江,与记载相合,南湖即古南塘地明矣。
郦注:赣水又径谷鹿洲,即蓼子洲也,旧作大艑处。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称:“豫章城西南有舟句 舟鹿  洲,去度支步可二里”,唐豫章城必在抚河边无疑,而“度支步”杨守敬又引《舆地纪胜》:“度支步在郡城外,西临江”,杨守敬以为“在今新建县西北五里(清新建县署)(17)”,即在今滕王阁附近的水边。
   谷鹿洲最早以制作大船得名,而“即蓼子洲也”五字,杨守敬《水经注
疏》以为衍文,非郦注之旧,蓼子洲不见唐以前史籍,应为后起之名,查系清郦学家赵一清据《名胜志》补入,戴震、王先谦因之。杨守敬考:“《通鉴》:唐天祐三年淮南将秦裴攻洪州,军於蓼洲,即此洲(18)”。则谷鹿洲即后世之蓼子洲也。
    再顺蓼子洲往下则为陈蕃悬榻的南昌县故城,那么,唯有今天抚河以东的老城区是南昌县故城了,也即是最早的灌婴城,证以对岸的石头津、西山(散原山)等方位皆不误也。另外,龙沙在清朝府志的《会城图》上有明确的座标,即在今下沙窝一带,南昌县故城便在蓼子洲和龙沙之间的区域中。
五、  灌城方位界定
   那么,灌城范围如何?东西南北四至如何界定?我以为大致如下:
(一)其东线在东湖边。从《豫章记》:“州城东有大湖,随城回曲至南塘”和《水经注》中“东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与城齐,南缘回折至南塘”来看,古代灌婴城的东缘到达东湖沿岸。
(二)其北线当在古东湖北端,大致今墩子塘、叠山路一带。《水经注》云:“东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大步,北与城齐”则郡城的北墙与古代东湖的北端平齐,结合墩子塘的考古发掘,此处既有晋时居民水井,又有晋时墓葬(应注明材料出处),则正当城内外交接之处,灌城北缘当在此一线。
(三)西边靠近抚河沿岸,以其多水渚也,可能(妥否?)在清城址以外30余步(明时朱文正内缩30余步)。
(四)南缘在今孺子亭公园。据考古发掘资料,都司前有三国墓,而三国时,南昌城制未改,则此墓宜在城外,灌城当在都司前北面。而此城南面应靠近南塘,有蔡廓人工开挖的小塘以及水门,小塘有节水患及护城河的双重作用,又与章江相连,则唯有今天孺子亭公园的南湖了。从清朝乾隆年间的《南昌府治图》来看,此湖清朝时即有,且自今孺子路一带有明沟通到抚河,并有水关桥起到调节水位的作用,应该是刘宋蔡廓水利工程的遗制。
灌城南面城墙基址的准确位置似乎应是船山路二十一中附近的拐弯处。
船山路在这里有一个奇怪的弧形,由东向忽而转为正南向,虽然明朱文正曾将城墙内缩30步,加上历代变迁,此处不完全等同于汉唐故基,但是若船山路由此东向延伸正好可遥接孺子亭公园的边缘,或许汉时城制大抵如此,而转向痕迹是由于唐初拓城西南隅四分之一留下的痕迹。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此城的设计便利用了抚河和东湖两道天险。而南面的人工湖泊南塘(即今孺子公园)一则调节水患,二则以作护城濠,可兼防御之功(如雷次宗言:“防其昏垫”。 “昏垫”古《尚书》中的语言,水灾之义,即正可以其作护城濠防夜袭翻城)。此城选址深合军事,而相比之下,隍城寺的“灌城”则不易于拒敌,反易被敌军围困。
六、相关几个地方定位
   若此灌婴故城确定后,相关的几个地方便容易确定具体地点了。
  (一)“太守蔡君西起堤,开塘为水门”由雷次宗《豫章记》称蔡兴宗于“大塘之上更筑小塘”、郦道元《水经注》“太守蔡君西起堤,开塘为水门”可知,离章江近连接堤防水门的为小塘,离章江远且接东湖者为大塘。结合《会城图》来看,则今天的孺子亭公园应为大塘,即张躬所筑,珠宝街淤塞的湖体为小塘,蔡廓所筑。而蔡君堤当在今船山路古城墙沿线附近,此处地基略高,当有人工堤防痕迹。而筑堤泥土或许正是从塘中取来,筑堤挖湖一举两得。此处亦有如淘沙塘、塘塍上等旧地名,则附近当有古水体存在,或与古时蔡廓挖湖筑堤有关,而唐初则沿蔡廓堤防扩建城池,南塘即包入城内,大塘演变为今天的孺子湖,小塘淤塞成街区,水门则演变为后世的水关桥。
(二)张善安军南塘
《旧唐书·张善安传》:“张善安者,兖州方与人也,年十七便为盗,转掠淮南……袭破庐江郡,因渡江,附林土弘于豫章,土弘不之信,营于南塘上,善安憾之,袭击士弘,焚其郛郭,而士弘遂去豫章,善安复来据之,仍以其地归国,授洪州总管”。由上可知,张善安屯兵在今孺子亭公园附近区域,距城不远。由此北向袭城。又由虞世南“豫章城西南有舟句舟鹿  洲”知,豫章城当在舟句 舟鹿洲(即蓼子洲)的东北,则唐初南昌城依然是汉城规模未变也。
三)徐孺子墓、徐孺子宅
  据《豫章记》载:“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19),前所定灌城旧址,其大小与明《南昌府图志》载:“本府旧城,汉灌婴所筑,周十里八十四步”大致相合,则徐孺子墓当在古灌城南缘的十四里外,若从孺子亭公园处算起,到二十七中徐孺子墓称“郡南十四里”大致相合。
  后代的文献记载中徐孺子墓的方位也是一致的。如《古今志》云,徐孺子墓在今直南门外南昌尉廨之侧,而《豫章续志》云:南门,即望仙门,古有望仙乡,故以名。《南昌府图志》:望仙,俗称抚州……国朝,其抚州门改曰进贤(20)。可见南门、望仙门、抚州门即清末进贤门,则徐孺子墓在进贤门外,与今遗址二十七中附近相合。
   徐孺子宅《水经注》称在南塘东,南唐徐廙续《豫章志》称在南塘东百步,则应在今孺子亭公园东百步范围之内,而此为陈蕃后迁之宅,最原始的孺子宅依南唐徐廙续《豫章志》及《洞仙传》则在洪州东北三里,梅福宅之东。杨守敬考:《寰宇记》:“梅福宅在洪州东北三里,西接开元观东西池,书堂遗址犹存,在今南昌县东北(21)”。此处宜为《水经注》中梅福故廨,《南昌古图经》中引杨杰诗:“故丰门近子真家(22)”,则此梅福故廨当在唐洪州东北三里,宋故丰门附近,清南昌县东北,龙沙以内,孺子故居亦在此宅之东不远,则当在今天的城北区域,而绝不及于北沥徐家,徐家坊悬榻里亦伪。
(四)孙奋城
  孙奋城在正史中少见记载,然而细察还是能找到一点踪迹的。
《晋书·何无忌传》记载何无忌在豫章和农民起义军大战阵亡事:“卢循遣别帅徐道覆顺流而下,舟舰皆重楼,无忌将率众距之”。长史邓潜之谏曰:‘今以神武之师抗彼逆众,回山压卵,未足为譬,然国家之计在此一举,闻其舟舰大盛,势居上流,蜂虿之毒,邾鲁成鉴,宜决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舍我远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后击之。若弃万全之长策,而决成败于一战,如其失利,悔无及矣’。无忌不从,遂以舟师距之,既及,贼令强弩数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侧,俄而西风暴急,无忌所乘小舰被飘东岸,贼乘风以大舰逼之,众遂奔败,无忌……遂握节死之(23)”。邓潜之计决破南塘者,将水灌入孺子路南湖一带低洼地带,使敌失可据之地,不便攻城也。守二城者,为抚河岸之豫章郡城及孙奋城也。二城互为犄角,相互策应,正为守城良策。与《水经注》印证可知郦道元所言不虚。
   它的具体方位,据宋高宗建炎以前的《豫章志》记载,“孙奋城,在城东北三里(24)”。结合《水经注》记载,当在赣江东北、龙沙以内、王步之侧,再证之以杨守敬《水经注疏》称:“王步,在今新建县北(25)”(清新建县署在旧府城内,即今市区),则孙奋城当在今城北的江西省军区附近。
  (五)孙奋离宫
  《三国志、吴书、吴主五子传》:“孙奋字子扬,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为齐王,居武昌,权薨,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徙奋于豫章,奋怒,不从命,又数越法度,恪上笺谏曰:……奋得笺惧,遂移南昌,游猎弥甚,官属不堪命(26)”,《水经注》中孙奋离宫,当是此时所营建。
   按《水经注》“郡东南二十余里,又有一城,号曰齐王城,筑道相通,盖其离宫也。”而《寰宇记》称“齐城在洪州东,陆路二十里(27)”。洪州为唐制,必为今城区无疑,其东二十里唯有一城,以其方位、距离正是今天的湖坊古城址,这座古城实际就是孙奋的离宫,即齐王城,所谓隍城桥、隍城寺、黄城桥实际上是南昌方言“王城桥”、“王城寺”。离此不远的南昌钢铁厂,叫做齐城岗,此处只有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如石锛、石斧、石箭簇等,却并没有古城遗址,古代人类为避洪水常在地势高阜之处形成原始聚落,如中华文明中宛丘、顿丘、巴丘等(说见陈桥驿《郦学札记》)(28),齐城岗道理正同,其得名正是因为地近齐王城,而南钢地势略高,故称齐城岗。
   七、  我之结论
   由上论述可知,灌城原本就在现在的老城区内,而今天所谓湖坊灌城城址,却是三国时孙权第五个儿子孙奋修建的离宫。
    八、灌城在今城区的若干证据
   (一)文献证据
    除上述所述及的南塘、蓼洲、龙沙等证据以外,从南昌地方志书中细查便不难发现若干很明显的证据、如:
  (1)地方志中汉唐水体的一致性。查阅宋高宗建炎年间以前所著的《豫章志》记载治理东湖水患的资料有:“张躬开南塘水门;宋景平元年蔡兴宗筑小塘;唐贞元二年都督张廷跬奏改放生池;贞元五年观察使李巽以土囊回护;九年观察使齐映复加修筑;元和三年刺史韦丹复建南塘斗门,绕湖筑堤,高五尺,长十二里。(29)”而唐韦丹必在今天的城区,其“复修南塘斗门”可见汉郡唐城本自一体。东湖水体汉唐以来一直在修浚。若汉唐城址不在一起,便绝不可能汉唐资料混为一谈。这是汉城址在清末城址内的证据之一。
   (2)昌门。成书于宋元间的《豫章续志》:“又章江门古曰昌门,孙策遣虞翻与华歆交语即此地也。《旧图经》云:滕王阁在西,古昌门北、下临章江(30)。”前人明指后世的章江门为古昌门,若汉时灌婴城在湖坊,其六门之一的昌门如何能跑到遥远的章江边与滕王阁相邻?这实际上是汉唐同城的铁证。虞翻华歆交语处即在今中山路口古章江门附近。
   (3)吴张俊双阙。顾野王《舆地志》:五凤二年,吴豫章太守张俊“建郡城东南双阙”(即修建城门楼),而涂廙《古今志》:“今之子城门阙,是观察使李巽所建,第二重城是乾道中江西贼徐唐莒寨基,外罗城,是钟令公景福二年所筑,郡墙东南有双门,吴五凤二年,太守淮阳张俊子彦所造,二阙相去十二丈。《图经》云,豫章城久荒废,自唐初修筑西南隅四分之一,即今之州治也。凡八门,其额皆会稽公徐浩书(31)。”
    李巽子城遗址清末尚存,在今子固路一带,而张俊双阙在离子城不远的“郡墙东南”,也即抚河边的城址内,若灌城在湖坊,则吴张俊造的双阙无论如何也不会从湖坊跑到抚河边的唐宋城址内。可见灌城故址即在抚河沿岸今城区。
    从上文可知徐浩所题八门尚是晋时范宁旧制,迄唐尚末变也。
  《南昌古图经》记载:“府城东北角久坏,其东门楼久亦颓毁,又改造东门敌楼,正元十四年,观察使李巽辟而新之,号避暑楼,遇夏宴休于此”。(32)此楼实为吴张俊东南双阙中的东阙,所谓避暑楼者,以地近东湖,故可避暑,此阙吴时即有,故唐时修复称“新之”。
(4)韦丹筑城之证: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洪州刺史韦丹“更筑城东北隅,比汉城倍之,置敌楼于上,东门楼久颓,改建(33)。”
   韦丹将城向东北扩筑,故比汉灌城老城区大一倍,是将新城与原地的旧城比,若是与湖坊比,将不在同一地方的城区比较显得极不自然,实则是将扩筑后的城池与老城区比较大了一倍,故称,“比汉城倍之”,这从侧面印证了汉城在唐城内。
  (5)蔡敬襄、陈三立等历代学者多持旧城即灌城说
    近代新建著名藏书家蔡敬襄是南昌城砖收藏研究的专家,王咨臣先生文《记蔡敬襄及其事业》引其“编辑江西省城砖图谱”感赋十绝自注,称:“城为汉颖阴侯灌婴建,历代修筑,至民国十八年悉毁之(34)。”并且修水著名学者陈三立以八十高龄为蔡敬襄《江西南昌城砖图志》作序称:“南昌于汉为豫章郡,其后或名洪州,或名钟陵,然常为省会。城始建自灌婴,当汉高祖六年,今存砖四,列之卷首也。……呜呼,自始建城以迄于兹,盖二干百有余年矣(35)。”则蔡敬襄、陈三立亦持灌城在老城区说。
二其实,历来的文献都称“郡城”为灌婴所筑,这个“郡城”即是抚河边的城址。如刘宋雷次宗《豫章记》:“郡城灌婴所筑。”隋前佚名《豫章记》:“郡灌婴所筑,有六门……”明王庄《南昌府图志》:“本府旧城,汉灌婴所筑,晋太康中太守范宁辟二门,……唐初修筑西南隅,元和中,太守韦丹修筑东北隅……辟门十六,宋兴城制如旧,国朝(明)以城址逼江,乃相地利,改筑坚固崇广如式(36)”。是王庄明承唐、宋、明城由汉晋城演化而来,直到前述民国陈三立、蔡敬襄,历来文史资料都明确指出灌婴城本来即在今抚河沿岸的老城区,称湖坊城址为灌城仅为部分学者观点。
  (二)实物证据
  (1)  墓葬。延袭两千年的城区内是不会有墓葬的,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老福山、丁公路、永和门外发掘有西汉墓葬,在墩子塘、都司前、京山、七里街、新溪桥、绳金塔、徐家坊、青云谱等地距地表五六米以下发掘有东汉、三国和西晋时的墓葬(37)。以上墓葬,俱在汉晋故城以外。尤需特别注意者,都司前在汉晋城外,故有三国墓;佑民寺在汉城外,故有汉墓;苏圃路在汉晋城外,故有三国墓;阳明路、叠山路之间的洪都影院,地在郡城和孙奋城之间的空地上,故有吴高荣墓。以上几处墓葬正在清末城址内,使人误以为抚河边的城区汉晋为葬区。然仔细分析,则会发现,它们无一例外都在灌城以外,而前指区域之内,迄今未发现墓葬,以其两千余年以来,俱为城区,此又一明证也。
  (2)  城砖。若唐初才由湖坊迁到今城区,则有汉晋城砖的可能性不大,而据文献记载,此城却有大量的唐以前汉晋古砖。
   当1928年拆城时,蔡敬襄历四寒暑收集南昌城砖,自称:“余采集历代城砖,汉晋有文字者意味朴厚,质坚而细,花纹亦佳。隋唐以后,书法俗靡,古意渐亡,每见人家有汉晋砖琢为研……(38)”。蔡敬襄为了访求文献资料,无间寒暑,不避风雨,沿城寻视,于泥土乱石中,往往发见有朝代年号及江西各府县名称的城砖,苦心采集,自汉至清,凡得三百余种,“自灌婴建城始,至清宣统元年修城终”。陈三立更明言其中有汉高六年砖四块(见前文),蔡敬襄将古砖传拓,编为《南昌城砖图志》。因当时只拓了几份,流传不广,今且不易得见,恐已散佚殆尽,另有海外孤本在英国伦敦图书馆也不能找到,但他收藏的城砖据王咨臣先生称最后却归属江西省博物馆(39),若能找到,又是一个铁证了。
然省博物馆彭适凡先生以为古砖乃墓砖而非城砖,若果如此,以此砖为证,其证据力即削弱矣。古砖真伪如何,未见实物,不好判定,只好存疑。然似犹可证明此区域汉高六年即有居民活动。
东湖区阳明锦城施工时,笔者在在工地土层中找到大量汉晋青瓷残片,得汉晋画像砖两件,此画像砖为墓砖,阳明锦城在汉晋南昌城外,在古代为墓区,然从汉晋画像砖可知抚河边城区有灿烂的汉代文明。
而灌城度假村附近却没有这些丰富的古代遗存。
南昌是博物馆馆长李国利曾告诉笔者,他曾到灌城度假村附近的田间地头考查,如有汉晋青瓷残片,当地农民锄地时会捡拾起来扔到田头地脚,甚或集为一堆。
很遗憾,李国利馆长在当地没有找到什么。
倒是市区内经济大楼建造时,李国利馆长在工地上看到下面有好多瓷瓦片,挖都挖不尽,说明这里生活遗存很丰富。
2013年万寿宫街区改造,笔者在翘步街工地挖掘出城墙根的余土中找到汉晋青瓷残片,如抚河边街区为唐朝迁来,则不应有此物。
(3)   玺印
王莽时期豫章太守改称九江连率,九江连率是王莽时期大改郡县的官名,连率是《周官》中的古官名,九江是汉书地理志中讲赣水有九条水,故王莽时改豫章郡为九江郡,史载九江连率有记载的有两个,《汉书王莽传》和《水经注·赣水注》的郡北贾萌,《东观记》九江连率平阿侯王述,谭其骧《新莽职方考》中言有豫章南昌连率封泥,
南昌东壕曾出土一九江连率印,拓片为一博物馆收藏,惜损毁。
九江连率为西汉末期官制,贾萌庙在赣水边的郡北八一桥附近,而九江连率印出土在抚河边的城区,而没有在城东的湖坊,就很能说明问题。
  (三)水患证据
    从雷次宗的《豫章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可以看出,古代的南昌城多水患,若南昌城多水患,何以灌婴将城址选在此处?灌婴岂庸将耶?虽然史载“绛灌无文”,灌婴不善于治理国家,也不管真正筑城的是灌婴还是堂邑侯陈婴,行军打仗的将军,筑城选址自极精通,不宜如此糊涂,何以将城址选在低洼处,给后世的南昌贻害无穷?
    我以为,灌婴筑城时,南昌城并无严重水灾,晋宋水患是鄱阳湖水系水文变化的结果。
古代的鄱阳湖只有今天一半大,大概在今天的星子县和都昌县之间,在今天的新建、鄱阳、余干之间原来尚有大片的陆地,分布了许多古代著名的城邑,后来鄱湖泛滥,有些城邑都沉入湖底。如永修附近三国名将太史慈镇守的海昏已陆沉鄱阳湖底,九江王英布丧命的枭阳县也在今天的鄱阳湖底,在枯水季节,鄱阳湖的沙洲上尚可见到古代城址,这是鄱阳湖泛滥的明证。
上图为鄱阳湖枯水时节露出水面的枭阳故地.
上图为青云谱出土墓葬,墓主为海昏人。
上图左为鄱阳湖枯水时节露出水面的海昏故地青瓷碗底.
    而细查《水经注》中,南昌县筑城在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张躬筑南塘在汉和帝永元(89)间。即当筑城290余年后,此时的南昌已是:“每于夏月,江水溢塘而过,居民多被水害”。鄡阳废县在南朝宋永初二年(421),而宋景平元年蔡廓筑豫章南塘侧水塘为423年,即鄡阳废县2年后,南昌正大兴水利工程。鄡阳、南昌同为最早的豫章郡十八县之一。当立县620余年后,南昌水患渐重,而鄡阳已陆沉矣,可见鄱阳湖泛滥导致鄡阳废县,亦导致了南昌城内的水灾,南昌盛传的许逊治水传说即发生在后汉张躬和刘宋蔡廓之间,正是水患频仍之时,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那么,在豫章建郡以后数百年间,水患泛滥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地沉了(如东晋元帝太兴元年二月豫章地震)?然地沉河床亦必下沉。另一种可能即是泥沙淤积导致河床的抬高。《中国的地形》称鄱阳湖泛滥的根本原因是鄱阳湖口淤积成陆,湖口排水受阻,鄱阳湖水系带来的泥沙导致河床的抬高。而鄱阳湖的泥沙却与长江无关,因湖口长江鄱湖接口处有一条天然的水文线,郭沫若诗所谓:“水文黄赤界(41)”,明陈纲诗“两仪清浊分”也(42),长江泥沙并未进入鄱湖,鄱湖泥沙俱为境内各水系冲刷带来。
    江西自汉初开发建郡后,人口增加,农业发展,植被破坏是很自然的事,而红壤缺乏粘性,水土流失严重极易导致土地的荒漠,时至今日,赣江上游的瑞金等县就成了有名的红色荒漠,可以作为例证。水土流失,更导致赣江等水系中的沙洲不断发育,鄱阳湖区鸟足状三角洲时至今日仍在不断发育,而鄱阳湖边湖口等县有许多高达100多米的沙山,可见正是水土流失导致河床抬高,引发了鄱阳湖泛滥。尤其是晋时中原大乱,晋室南迁,人口激增,必然导致农业的进一步开发,更增加了南昌水患的压力,以致刘宋蔡廓时不得不挖塘筑堤兴建水利工程以防水患了。
    细察《水经注》龙沙古冢刻砖:“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今此冢垂没于水”可知豫章建郡到700余年后郦道元时(466或472——527),龙沙处赣江已向陆地至少内侵了七里半,这是南昌城水文缓慢变化弥足珍贵的史料。而据航拍的地质照片研究,赣江河道确是不断向东侵,这正印证了郦道元记载的科学性。
从《水经注》中记载的汉和帝永元中,到宋少帝景平元年开始,南昌城水患史不绝书,在《南昌市政府志》中有详细的记载,兹不惮烦琐,将各条检出如下:
1、唐贞元六年(785),洪州山水暴涨,漫城廓,坏庐舍。
2、宋淳化元年(990)六月,洪州大水,坏州城三十堵,冲毁庐舍二千余户。
3、咸平元年(998)六月,大雨破洪州城,漂没二千余家。
4、(附水利资料)宋仁宗景祐中,知州赵概以州城“西薄章江岁虑泛滥”,“概作石堤二百丈以障其冲,水不为患”。
5、宋仁宗嘉祐中(1056-1063)知州程师孟,以州濒江,岁积薪捍堤,师孟垒石易薪,浚城内豫章沟,揭北门闸以节水升降,水患遂息。
6、宋绍熙四年(1197)八月七日,隆兴府大水,冲毁民房1270余家。
7、元至元(1290)二十七年七月,龙兴路大水,城几没。
8、元至正十四年(1354),连年水、旱。
9、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五月,大水浸城门五日,冲毁民房,漂走人
畜甚多。
10、明正德十五年(1520),正月至三月,恒雨,四月,大水。
11、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三月,大水,次年,四至六月大水,冲决民田庐舍。
12、明嘉靖四十六年(1567),大水冲没用公堤(即富大有堤)。
13、明万历十四年(1586)四月,湖江海相接,圩浮若城,闻沉若窦,势且决闸,次年,大水。
14、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夏,南昌府属大水,居民漂流,田禾尽没,大饥。
15、清康熙三十年(1691),大水,用公堤(富大有堤)塌。
16、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大水,居民水深八九尺。
17、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本年大水灾,四至六月淫雨,鄱阳湖水逆流……,中旬,淹毙人畜无数,水面浮尸相接……,从来水灾无此惨烈,九月中旬水渐退。
18、道光二十九年(1849),平地水深尺余,五月淫雨,大水,居民水深八九尺。
19、同治九年夏(1870),大水决堤,秋,大水。
20、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大水,南昌城外数州居民避居城上。
21、宣统三年(1911)八月,大水漂坏庐舍无算,圩堤倒塌无算。
22、民国三年(1914)七月,抚赣诸河与鄱阳湖水同时泛滥,南昌等地圩堤溃决,田舍淹没,灾情之重为数十年罕有。
23、民国十三年(1924),南昌、新建等地遭受1876年以来最严重水患。
24、民国二十年(1931),发生61年来特大水灾。
25、民国二十七年(1938)6月15日,连日大雨,赣江水位上涨,本市大面积内涝,高桥、三眼井、系马桩、罗家塘、盐义仓、干家塘、马家井、干家前巷、皇殿侧、三道桥、澹台墓、佑民寺、环湖路、墩子塘、大成公园侧,西大街、章江路、筷子巷、塘塍上、万寿宫、牛行、上河街、东西带子巷、珠市街、三四交通路、金盘路等百余处皆成泽国,高桥水深四尺余。
26、民国三十七年(1948)夏,市郊洪水成灾。
解放后资料略。(43)
上述资料显示,南昌现在的城区,自古以来水患一直不断,后汉张躬时,水患常从南塘古水道(即今孺子路一带)侵入郡城,水患集中在东湖边低洼地带,蔡廓西起堤开水门后,此路水患即得到控制,水患不再从南塘随意侵入,而由于地势低洼,多雨时而形成内涝。
唐以后水患史不绝书,而洪水肆虐处除抚河沿线以外,多是城内低洼处,正当东湖南塘水体附近,前述资料中水患多发生在4、5、6、7、8等月份,也与《水经注》所云“每于夏月江水溢塘而过”水患发生的时间一致,可说是千年未变也。只是到了近年修筑完善沿江路后情况才有好转,然珠市街、爱国电影院一带由于地势低洼,尚时时可见到“水漫金山”的奇观,尚依稀可辨《水经注》中水患痕迹,以其正当古南塘地也。
    九、南昌城的演变
    汉高六年(201),建南昌最早城区——灌城,吴孙奋在郡城北侧龙沙以内建孙奋城,并在郡东南二十余里修建离宫,直到唐初灌婴城才有了一些变化。
(1)旧志称:“贞观十一年,筑城西南隅四分之一(44)”。又《南昌府图志》,“唐初修筑西南隅(45)”,知唐城稍向南扩建。
(2)唐垂拱元年(685),“洪州都督李景嘉增筑(实即修缮加固)八门,仍八门,吏部待郎越州徐浩题额(46)”。《豫章续志》亦称“凡八门,其额皆会稽公徐浩书。(47)”此时城门仍晋范宁遗制也。
(3)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其东门楼久亦颓毁,又改造东门敌楼,正元十四年,观察李巽辟而新之,号避暑楼,遇夏宴休于此”(《豫章续志》),此东门楼实为吴张俊东南双阙之遗制,则东湖尚在城外,南昌城依然为汉晋规模未变也,而见《南昌市政府志》称:“此城楼当为南昌的南大门,即以后的顺化门。(48)”顺化门却在东湖外,此说显误。
(4)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洪州刺史韦丹“更筑城东北隅,比汉城倍之,置敌楼于上,东门楼久颓,改建。”“增广周二十一里余”。(49)则可能是将孙奋城纳入灌城合二为一,大小是汉城的两倍,东门楼尚在,应有功用,则城的东墙依然在汉晋故址,东湖尚未包入城内。
(5)《南昌府图志》:“元和中,太守韦丹筑城东北隅,增广周二十一里余,辟门十六。宋兴,城制如旧,其门之名曰遵道,俗称宫步,曰惠民,俗称寺步,曰广润,俗称桥步,曰德遂,俗称井步,曰章江,古称昌门,曰广恩,曰北郭,十门皆濑江,曰望云,俗称新城,曰坛头,曰延庆,俗称琉璃,曰望仙,俗称抚州,曰故丰,曰广丰,六门皆平陆(50)”。其中故丰门《豫章续志》引杨杰诗:“故丰门近子真家”而《水经注》中梅福子真故廨在孙奋城和龙沙之间,则宋前孙奋城已融入新城之内。其称延庆门,则宋前东湖亦包入新城之内,而考唐末南平王钟传“初入洪州,命修城,军使散掘墓砖以称用。(51)”澹台墓传说亦缘此段史实,则钟传时东湖似尚未包入郡城,而南唐显德6年(959)李璟建南都于洪州,长春殿遗址在今皇殿侧,则此处理不应在城外,故李璟时将东湖包入城内以做皇家苑囿的可能性极大。
后世城址沿革,地方史有言,不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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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5 07:37:58 |显示全部楼层
十、神秘南昌县寻踪
从《水经注》体例:“旧县或湮或移,故常称为某故城”来看,既称“南昌县故城”,则汉南昌县旧县(灌城)有废置或移县两种可能,而史籍中今天的南昌市区(称豫章)史不绝书,如晋何无忌事,唐张善安事,汉南昌县沿用至今而并未弃置,则唯有一种移县的可能,即移到《水经注》中所称抚河、赣水、锦江交汇处去了。
此南昌县《水经注疏》中有相应解释,郦注“(盱水)西北流径南昌县南,西注赣水,又有浊水入之。”会贞按:县详后,今盱江自广昌县东北,流经南丰县,南城县,又西北迳临川县、进贤县,至南昌县南入赣江(52)”;郦注“浊水又东至南昌县,东流入于赣水”下,守敬按:《汉志》蜀水东至南昌入湖汉,今锦江自万载县东北,经上高县、高安县至南昌县西南入赣江”。其锦江至南昌县西南入赣江与“浊水东至南昌县,东流入于赣水”不合,杨守敬、熊会贞皆误指为抚河边省府南昌县矣,盱水流经南昌县南,西注赣水后,“又有浊水注之”,以省府南昌县地望便不可解,杨、熊皆不知丰城境内南昌县。
查《晋书·地理志》豫章郡(汉置,统县十六,户三万五千):“南昌、海昏、新淦、建成、望蔡、永修、建昌、吴平、豫章、彭泽、艾、康乐、丰城、新吴、宜丰、钟陵(53)”。可知南昌、豫章并列,分别为二县矣。郦道元《水经注·赣水注》中称:“汉高祖六年,始命陈婴定豫章置南昌县,以为赣章郡治,……王莽更名曰宜善……建安中更名西安……晋又名为豫章。”这个晋朝的豫章应该就是《晋书·地理志》中的豫章县,晋的豫章县是由陈婴所筑汉南昌县改名而来。汉南昌县故址在今天的省城是无疑的,那么《晋书·地理志》中的豫章县就在省城区域。《晋书·地理志》中与豫章县并列的南昌县必在此城以外别有位置。又《南齐书·州郡志》豫章郡下辖:“南昌、新淦、艾、建成、建昌、望蔡、新吴、永修、吴平、康乐、豫章、丰城(54)。”可见南昌、豫章又分别为二县,移县并非空穴来风。
现在江西省会城区在晋唐文献中称豫章而不称南昌。
如《晋书·周访传》:“(杜弢)又遣其将张彦陷豫章,焚烧城邑……蕤于豫章石头,与彦交战(55)”;《陈书周文育传》:“时新吴洞主余孝顷兴兵应勃,遣其弟孝劢守郡城,自出豫章,据于石头(56)”。和前述《旧唐书·张善安传》:“附林士弘于豫章……营于南塘上……士弘遂去豫章”,则知有南塘、石头(津)的今城区,其时史籍皆称豫章,不称南昌,这个豫章不管是指泛指豫章郡还是特指豫章县,总之绝不称南塘、石头附近城区为南昌,南昌县当别有位置,南昌县倒底何在?
《江西历史文物》中万良田《丰城县古蹠口城初探》称:“在丰城县赣河西靠东北境的江沿,有一座保留在地面的古城,城阙遗址依然在目,由于年代久远,地名早已淹佚,当地群众就以它城阙处有一大缺口为名,叫他缺口城”,“古城遗址位于现丰城曲江乡郭桥村偏东约二公里的江沿,距南昌省会约三十五公里,西南距县城约二十公里,界南、新两县县境,位于抚河云韶水、瑞河锦江水和赣水出丰城境的交蹠口,古城就凭这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形势,凭江临险,控南昌省会门户之咽口,扼楚粤水枢之要隘,屹立江滨(57)”。
此城当抚河、锦江、赣水交汇处,正与《水经注》南昌县地望同。
万文又称:“对于这座古城,群众中有种传说,说南昌城原来打算建在这里,后来见地势龙脉载不住,因此移到南昌。据文献史料考证,南昌城是汉高祖六年(201)大将军灌婴渡江后所筑,有关文献没有记载过建城前另筑过城,所以这种传说并不可信。”(58)作者由此推论此城是《陈书》中陈梁构兵南昌、丰城境内的周文育讨萧勃、余孝顷事,指为傅泰所据的蹠口城。然万文并无确证,亦仅凭史籍推定,故我以为万文并不可为定论。而此城为抚河、锦江、赣江交汇处,正是《水经注》南昌县地界,汉南昌县为最早豫章十八县之一,群众口传的建城说不可能出灌婴建南昌前,万氏思路已误,此城应出于灌婴筑城后,正是后代移县所致,群众所言不虚也。万氏以为文献无征,实未细读《水经注》也。
另在此遗址不远的丰城罗湖境内,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发现唐代陆羽《茶经》中所说的“洪州窑”遗址。此城赣水下游不远的龙雾洲渡口,又发现与罗湖窑并存的另一东晋­——南朝时期主烧的中心窑场——“龙雾洲窑址”,洪州窑分布在此城周围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以为此城极有可能即是《水经注》中古南昌县所在地。
那么,南昌移县在何时?由桑钦《水经》看,《水经》写作之时尚只有南昌县而无新县,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以为《水经》“右汉桑钦撰,钦,成帝时人”。而清代不少学者如全祖望、戴震等人经过考证,认为这部书不是西汉桑钦所作,是三国时人所写,则可以推论三国时尚未移县。孙奋徙豫章,尚称“遂移南昌”,孙奋城及离宫也正在省城区,显见南昌尚未移县,移县至少当在三国孙奋之后。
这个南昌县什么时候废置?可能此城唐初尚存,废置或出其后。
《旧唐书·林士弘、张善安传》“武德五年,士弘遣其弟鄱阳王药师率兵二万围攻循州,剌史杨略与战,大破之,士弘惧而遁走,潜保于安成之山洞,王戎亦以南昌来降,拜为南昌州剌史。戎于是招士弘藏之于宅,招诱旧兵,更谋作乱。其年,洪州总管张善安密知其事,发兵讨之,会士弘死,部兵溃散,戎为善安所虏”。
张善安者,兖州方与人也……附林士弘于豫章,士弘不信之,营于南塘上,善安憾之,袭击士弘,焚其郛郭,而士弘遂去豫章,善安复来据之,仍以其地归国,授洪州总管”。
由上可知张善安为洪州总管所据者豫章也,而王戎的“南昌”若与张善安所据豫章同为一城,则弹丸之地何以藏匿林士弘,并招诱旧兵更谋作乱?张善安“发兵讨之”,南昌、豫章当为二地,否则便不好理解了。可见武德年间南昌尚与豫章并存,南昌的废弃当在武德年间以后。
然此城是否确是《水经注》中移县后的南昌县所在地,历朝演变如何?什么时候开始废弃?是何原因?这一系列的问题皆有待于专家学者去深入研究了。
十一、南昌地方史界湖坊灌城说辨误
主宰南昌地方史界数十年的湖坊灌城说其由来如何?讹误的原因是什么?
纵观南昌地方文献对灌城的描述,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以为清末老城区即源自于灌城。从最早的刘宋雷次宗《豫章记》,到唐宗明清地方志以及民国陈三立、蔡敬襄都持此说。但到清末民初,此派于灌城具体方位已不甚清楚,没有完整而准确的著述。
其二即以湖坊古城遗址为灌城。南昌地方史学者多持此观点,而细察此派始作俑者,为清初学者徐世溥,如清同治《南昌县志》引《名胜志》,以为灌城故址“在今城东灌城乡,隍城桥西,即今隍城寺也”(59)。又引徐世溥《榆墩集》谓“东关外延裹数里,自菩提寺至窑湾,此灌将军故城也,相国张文端位,因而囿之,即址为堤,曰兴福庄”。
仔细分析会发现徐世溥划定的灌城故址,并非湖坊古城址,而在今老福山窑湾附近,与湖坊古城址是有一段距离的,湖坊灌城说虽来自于徐世溥,而具体方位又有所篡易。
徐世溥的观点从何而来?从徐文称“灌将军故城”可知可徐氏正是看了《水经注·赣水注》的,“灌将军故城”正脱胎于“南昌县故城”。徐世溥清初时人,能否真正了解郦学昌明后的郦学体例不得而知,然从其文章中可知徐氏是感觉到了“南昌县”和“南昌县故城”不同的,但并不真正懂得故城“或湮或移”的真义,并不知道抚河边的城区即是南昌县故城(汉灌婴城),又将赣水经过南昌县故城的西面(赣水又历南昌故城西)错误的理解为抚河边的城区是南昌县故城的西面,所以到抚河边城区的东面去寻找南昌县故城,这就是讹误之源。进而分析,可以知道,徐氏也没有真正注意到《水经注·赣水注》中南昌县的具体方位,而是将千余年前古文献中的南昌县等同于明清时的南昌县,故此造成了错误。
建国后地方史学者持湖坊灌城说者,多援引同治《南昌县志》,从学术源流来看,明显源自于徐氏,错误亦在于不明郦学体例,其与徐氏不同者,是徐氏所定上窑湾附近其实没有古城遗址,而在城东湖坊却真正有一座古城遗址(齐王城),故将清末城址东面的古城定为灌婴城。
这就是错误的根源,由此更衍生了唐初迁城说。唐初洪州在抚河边是确定无疑的,王勃曾到的滕王阁就矗立在赣江之滨,既然汉城在城东湖坊一带,而唐城却已在水滨,则必然曾经迁城。由此学者据地方志上一句不明来由的遗文“豫章县自灌城移置东湖太乙观西”(61)而造出了唐初迁城说。然亦有学者细读《水经注·赣水注》,发现其时谷鹿洲畔已有城区,故持抚河边城区始建于东晋之说,这便是诸家学说的来历。
十二、历代郦学家研究成果的对照
上文成后的两年,即2003年,喜获浙江大学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校释的清郦学家汪士铎绘《水经注图》,乃得与我之研究结果对照异同。汪图的出版为国内郦学界的盛举,郦道元在北魏时为《水经》作注,并无图本流传下来,清朝始有学者读郦作图,然此多为专家之学,世间绝少流传,常人难得一见。
汪士铎(1803-1889),清江苏江宁(今属南京)人,字振庵,别字梅村,道光举人。精史志舆地之学,为《水经注》释文,于戴东原、赵清常两家外,搜补疏栉,释以今地,而尤于山川厄塞陂池水利为详尽。(62)汪图各家褒贬不一,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首例略云:“江宁汪士铎《水经注图》精思密致,经纬厘然,然亦颇有讹误,惜其不及参绘今地,未为尽善”。郑德坤《水经注版本考》认为汪氏此图“原为汉志而作,与郦注多不照。其改订错简,又任意移置,绘摹未精,讹误迭见。” (63)此书得失,前人多有成论,然不碍用来进行比较。
试读汪图《赣水注》,南昌、豫章城皆绘于赣水、南塘、大湖之间,南塘正接蓼子洲,则南塘定为今孺子亭公园的湖泊,大湖又接南塘,则当为今天的东湖,而绝不可能如某些南昌史志专家所推测为艾溪湖,艾溪湖距赣水极远,绝无水道接于蓼子洲处赣水。由上可知南昌即在今天的老城区内。汪图之南昌,实即汉灌婴城,汪氏在每幅《水经注图》上附班固《汉书·地理志》注文,与之古今对照。此图班志文为:“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汉”;“蜀水东至南昌入湖汉”。文中南昌与图中南昌对应,《汉书·地理志》的南昌即汉高六年始筑的汉南昌城。此城在郦道元的《水经注》时代改称豫章城,故汪士铎将豫章城和南昌绘于一处,也在赣水、南塘、大湖之内,实为同城而异名也。
由汪图可知汪士铎以为汉南昌城的准确位置在今天的南昌老城区,汉晋同城而异名,也即是唐以后的南昌城址,此与我的研究结果一致。
然汪图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除比例失当这一清朝传统士子难以逾越的障碍外,《水经注·赣水注》中有明文记载的齐王城、孙奋城便不见丝毫踪影,这是汪图南昌县部分最大的漏洞。
当然,汪图在浊水处并无一座新迁的南昌城,这是与我的不同点。
为释齐王城之谜,我于2003年七月函告浙江大学历史系阙维民教授,向其索求民国郦学专学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图》以作比照。阙先生是当代郦学泰斗陈桥驿先生的高足,北大侯仁之先生的博士生,自己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由其在国内辗转数月始得一幅杨守敬《水经注·赣水注》。杨守敬毕生精研《水经注》,地理学造诣号为有清三绝学,史称其图绘制“严守《水经注》原文,以书考图,以图复书,疏图互证,是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 (64)。
由杨守敬《水经注图》可以看出,其所绘南昌亦在赣水、谷鹿洲(即蓼子洲)、大湖之内,与汪图相合,亦与我见相同,另杨图在大湖边标了一个徐稚宅,正是《水经注》中南塘东的位置。杨图比汪图多绘了一个齐王城,其方位却不准,并不在《水经注》中所言南昌的东南,而放在南昌的南方,此为杨氏绘图之误。而杨图亦未绘城北王步之侧的孙奋城,此城《水经注》有明文记载,而杨图遗漏,此为其失。
杨图在浊水处亦未绘新城,此与我见有异。
综上所述,南昌城发展沿革中的唐初迁城说是错误的,最早的汉灌婴城就在今天抚河边的老城区内,以后一直发展成现在的城区。而在南昌城的历史变迁中,还有一些疑问尚待专家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 释
(1)(5)《南昌市政府志》1990,(1)页10,(5)页43
(2)《江西古志考》南海出版公司1989,页61
(3)《晋书》岳麓书社1997,页1319
(4)(6)(7)(8)《江西古志考》南海出版公司1989,(4)页28,(6)页74,(7)(8)页23
(9)(28)陈桥驿《郦学札记》上海出版社(9)页107、页109、页144、(28)页287
(10)(12)(13)(14)(15)(17)(18)(21)(25)(27)(52)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版,卷39,赣水,页3228-3253
(1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页300
(16)《江西省南昌市地名志》1992,页198,陈家桥巷
(19)(20)(22)(24)《江西古志考》南昌出版公司1989,(19)页28,(20)页71,(22)页70,(24)页62
(23)《晋书》岳麓书社 1997,页1475
(26)《三国志》岳麓书社  1990,页1084
(29)(30)(31)(32)(36)《江西古志考》南海出版公司1989,(29)页58, (30)页70,(31)页72, (36)页74
(33)(43)《江西省南昌市政府志》1990,(33)页43,(43)见“大事记”
(34)(35)(38)(39)(51)《南昌文史资料》1984,第二辑“记蔡敬襄及其事业”
(37)《江西省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及学术讲座会论文集》1986年8月,页31,《江西考古调查发掘大事记》(1956-1985)
(40)《中国的地形》广东科技出版社1985年版,页373“鄱阳湖形成与赣江下游平原的淹没”。
(41)(42)《石钟山诗选》
20
(44)(46)(48)(49)(61)《南昌市政府志》页43,
(45)(47)(50)《江西古志考》南海出版公司(45)页74,(47)页72,(50)页74
(53)(55)《晋书》岳麓书社1997,(53)页244,(55)页1036
(54)《南齐书》岳麓书社 1998   页140
(56)《陈书》页76
(57)(58)《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二期《丰城县古蹠口城初探》
(59)(60)《鄱阳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页80
(62)(63)《水经注图》       山东画报出版社       页22
(64)《中国历史大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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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23 08:45:29 |显示全部楼层
安徽两县"共有共享"名人资源                                                                                                          历时五年、从申请到异议再到复审……安徽“兄弟县”庐江和舒城关于“周瑜故里”的商标抢注争议日前终有定论。安徽省政府要求,两地根据文化遗产保护及商标法相关规定,共有共享“周瑜故里”商标,共同保护好这一安徽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
三国名将周瑜是安徽难得的历史名人资源,周瑜遗址的保护和开发也一直是安徽文化工作的重点。上世纪80年代,随着各地对历史名人资源的逐渐重视,安徽境内相互毗邻的庐江、舒城两县开始对周瑜籍贯产生争议。2010年,舒城县率先向国家商标局申报注册“周瑜故里”系列商标,并在媒体打出“周瑜故里、安徽舒城”广告,引发庐江方面的不满,并向国家商标局请求商标申报复议,两地关于“周瑜故里”商标争议的“马拉松”由此拉开。
日前,安徽省政府就“周瑜故里”商标注册争议举行专题协调会,对“周瑜故里”争议提出相关意见。会议明确“周瑜故里”是安徽省重要文化旅游资源,目前学术界对“周瑜故里”的认定未形成共识,本着“和则两利”原则,积极稳妥处理好两地争议,充分发挥名人效应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提升“周瑜故里”对文化旅游发展的贡献度。
安徽省政府要求,根据商标法相关规定,请合肥、六安两市政府责成所辖庐江县和舒城县两地的周瑜文化研究会达成“周瑜故里”商标共有共享协议,共同申请注册“周瑜故里”商标,共享“周瑜故里”注册商标专有权,促进两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切实维护好对外整体形象。
如若两地周瑜文化研究会不能达成“周瑜故里”商标共有共享协议,将请安徽省文化厅牵头成立省级周瑜文化研究会,吸收包括庐江、舒城两地周瑜文化研究会在内的组织和个人参加,共同研究、开发和宣传“周瑜故里”历史文化资源,并由省级周瑜文化研究会统一申请注册“周瑜故里”商标。

安徽省政府的会议认为,根据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工作的相关通知要求,对于“有争议的、未经认定的,不宜命名或宣传的”规定,将由省工商局行文国家工商总局,商请其对两地周瑜文化研究会的“周瑜故里”相关商标不予注册。
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飞认为,历史文化资源是公共资源,其保护利用“合则两利,争则互损”,近期湖南、湖北、贵州三省联合成功申请“土司遗址”,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四省六地宣布将突破地域局限共享“梁祝故里”等,都说明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上社会理念的进步。此次安徽持续多年的“周瑜故里”之争若能真正握手言和,将成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上的又一积极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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