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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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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5 11:31:27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徐长金 于 2017-3-25 11:35 编辑

                                             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考占学及博物馆学专业
                   研究生孔令远 指导教师彭裕商教授
    本文主要利用近年来江苏邳州九女墩徐国二}j族墓群的出土材料,以及梁王
城、鹅鸭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并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和当地民间传说,
论证了邳州九女墩大墓群为徐围王族墓群,梁_]_:城、鹅鸭城遗址为春秋中、晚
期徐国的都城遗址,证明史书和地方志中天于备秋时期徐人曾在汉彭城武原县
一带活动的记载是真实的。
    本文还参照有相对纪年的具铭徐器,对徐圈金文和徐困青铜器作了较为系
统的收集和整理,并作了初步的分期、断代工作,对部分典型徐器作了初步的
考证,并通过与邳州九女墩大墓群所出器物的对照,对绍兴306墓、丹徒北山顶
春秋墓等国别有争议的墓葬进行了讨论,认为它们应为徐人墓葬,还对《余冉
钲铖》、
    《唐又巢钟》、 《王予婴次炉》等国别有争议的青铜器进行了考证,
通过与典型徐国铜器在器物形制、纹饰和铭文风格等方面进行拿面比较,得出
它们应为徐国铜器的结论。
     本文还对徐国青铜器中所包含的多种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同时又联系徐
淮一带有关新石器时代及夏、商、周遗址,对徐文化的渊源作了初步的探讨,
并初步分析了徐文化的特征,认为徐文化是指,商周时期淮海一带的徐人在当
地夷人文化的基础上,吸取华夏、蛮越、戎狄等文化的精华而创造的具有鲜明
地域风格和时代特点的文化。最后对徐舒关系及徐偃王的传说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
      关键词:邳州九女墩封土墓金文青铜器文化因素春秋时期徐国
      在今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商周时期曾存在过一个徐国,文献中称徐
方或徐戎、徐夷,相传是少吴氏后裔所建立的国家。徐夷在东夷族中是势力最
强的一支,是商代晚期帝乙和帝辛的征伐对象和掠夺财富的目标。西周时期,
其势力向淮河流域扩展,成为淮河流域夷人势力的首领,作为东方夷人的代表
与周抗衡。春秋时期的徐国夹在齐、楚、吴三个大国之间,不时遭到它们的征
伐。徐王时而嫁女于齐侯(见《左传·僖公十七年》);时而又娶吴王之女为
妻(见《左传-昭公四年》):时而又送太子入质于楚(见《左传·昭公六年》),
依违于大国之间,处境十分艰难,最终还是难逃亡国的命运,在公元前512年
为吴所灭,徐王章禹率从臣奔楚,被楚子安置在夷,即今安徽毫县东南。此后,
徐国便渐渐从历史上消失。
      徐从商初立国,到春秋末期灭亡,成文史达一千余年之久。如果加上立国
前的成长时期,则有更长久的历史。它不仅在开发徐淮地区乃至江淮一带起过
重要作用,为这一区域在战国乃至汉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南方地区吴、
越、楚,以至岭南地区民族文化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
中及其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
      然而,关于徐国的文献资料极为缺乏。商代甲骨h辞与西周、春秋青铜器
上的铭文中只有简单的征伐徐夷、淮夷的记载。在《尚书》、 《诗经》、 《礼
记》、《春秋》及三《传》、《萄子》、《韩非子》、《竹书纪年》、《山海
经》,以及稍晚的《淮南子》、 《史记》和《后汉书》中对徐国的零星记载,
内容也大多仅限于征伐之事。
      商周的灭亡与以徐夷为首的东方夷人的反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有所谓
“纣克东夷,遂殒其身”的说法,西周王朝也始终为徐、淮夷的不断反抗所困
挠。在商周中原王朝统治者眼中,强大的徐夷集团始终是一支足以与其抗衡的
势力。传统的史书以商周为正统,故他们所关心的只局限于与徐国的争斗,加
之相隔较远,西土人士对春秋以前徐国的状况也不能有真正的了解。有些记载
甚至夹有神话的荒诞成份,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徐偃王有筋而无骨”
之类。故史书中很难看到徐国内部的真实面目。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在徐人活动中心的淮泗流域,以及在长江以南的
苏南、浙江、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多次发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徐器,从实物
上证明了徐国文化的发达,并且让我们了解到徐人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是相当
广大的。但这些徐国考古材料多出于徐国本土之外,而且大都为零散出土,系
统性不强,较难反映出徐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如上所述,徐国史料的极端匮乏,
导致了徐国史研究必须主要依赖于考古材料,可以毫4i夸张地浼,如果没有考
古上的新发现,徐国史研究就不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徐国考古材料的缺乏
正是徐史研究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的重要原因。比如,徐困都城的位置就是一个
聚讼已久的问题,如果没有徐因域址的发现,仅凭文献记载很难判断孰是孰非。
同样,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大型徐国墓葬的出土,我们也很难对徐圈青铜文化
的整体面貌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i=}l。
     徐国本土一直没有发现徐国墓葬和徐器的情况,直到1993年才告结束。1993
年初,江苏省邳舢1市博物馆对戴庄乡梁王城九女墩三号墩进行了发掘⋯;1995
年夏,徐州博物馆、邳l、1'1博物馆划‘梁王城遗址进行了发掘”1;同年,南京博物
院等对九女墩二号墩进行了发掘。‘’:i997年儿月~12』{,徐』、I,t博物馆、邵州博
物馆对九女墩四号墩进行了发掘⋯。这’系列发掘连同八卜年代{|;jJ在生产建设
中遭到破坏的九女墩五号、六号墩,出土了大量的徐幽文物,尤其是九女墩二
号、三号墩,出土了大批带有铭文的徐田青铜编钟及其它青铜礼器,结合相关
的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我们认为九女墩大墓群为春秋晚期徐国王族墓群,粱
王城与鹅鸭城遗址为春秋晚期徐国都城遗址。有了这批材料,我们就有条件能
够比前人更深入地了解徐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及其与周边地区文化的关系,能够
更完善地建立起徐国器物的标准器群,从而能够更准确地断定侩国器物的相对
年代。我们相信这一系列发掘将会激起人们对徐国史研究的兴趣,使徐国史研
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由于以上发掘材料大多仍在整理过程之中,很多重要材料尚待发表。这早
笔者主要就自己参加发掘所获得的,以及所了解到的有关情况作一较详细的介
绍,并根据这批材料对徐国史和徐国考古学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作一初步的
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1]-fL令远、陈永清:《江苏邳州市九盘墩三号墩的发掘》,《考古》2002年帮5期。
【2]盛储彬、姚景洲:《梁王城遗址揭示出一批重要遗迹与遗物》,中困史物报,1996年8f]4f__|,第1版a
    [3]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二号墩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1期。
  【4]刘照建、吴公勤:《邳州市九盘墩四号东周墓》,见《中斟考古学年燎1998‘1:》,艾物出版划,2000年.。
    绪论 徐国历史和考古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一、研究徐国历史和文化的意义
      徐淮夷在先秦时期常被中原人士视为叛逆的典型,如《生传·昭公元年》
有这样一句话:
    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娩、邳,周有徐、奄。自无令王,诸
侯逐进,狎主齐盟,其又可壹乎?
    作为夷人势力代表的徐圉,其之所以在商周时期屡次与中原正统王朝发生
冲突,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之外,文化上的差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夏商周时期,在蛮夷戎狄四裔非华夏人中,夷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是
最高的。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夏朝的对外关系几乎全部都是与东方夷人的
关系,夷、夏之间曾发生过旷日持久的战争,夷人还一度夺取过夏人的政权,
除了战争之外,它们之间也有长时期的和平相处。夷人同商周王朝的关系也是
时战时和,商王纣曾拥有亿兆夷人,最后还是因为夷人临阵倒戈而身死国灭,
周人虽多次征伐徐淮夷,但始终未能从根本铲除这一‘心腹之患,相反倒不得不
承认徐人僭号称王的既定事实。如《后汉书·东夷列传》:
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
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
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
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
由上可见,东方夷人在先秦时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去由于受封建if:
统思想的束缚及考古学条件的限制,学者们对夷人的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今
天我们理应摆脱封建_i_F统史学观念的桎梏,借助于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逐步
恢复夷人历史和文化的本来面目,以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议我国占代的历史和
文化。
在夷人族群中,以徐人势力最强、影响地域最广、活动时间最长,并建立
起了强大的国家,在有关夷人的文献材料方面也以有关徐人的最为丰富,因而
要想了解夷人的历史和文化,徐夷无疑足‘个最理想的研究剥象。研究徐国的
历史和文化会有助于我们加深了解夷、夏从相互争斗到相互融合的历史进程,
同时也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南方诸固尤其是吴、越、楚、群舒与徐国文化
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前人在徐国历史和考古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
由于史料的极端匮乏,徐团历史和文化研究}乏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解
放前,只有徐中舒、徐旭生、郭沫若等少数儿位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徐
国史或徐国铜器作过一些讨论,解放后也只有顾颉刚、蒙文通、李学勤、陈公
柔等少数几位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徐国史或徐困铜器略有涉及。这些著
名学者的研究各有独到见解。下面将他们在徐固历史和文化研究领域所取得的
成果综述如下。
徐中舒先生在清华大学圈学研究院所作的毕业论文《徐奄、淮夷、群舒考》
”3中对薄姑、徐奄、淮夷、群舒之间相互关系有着精辟的分析,认为这四者之
间关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个观点与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有颇多吻合之
处。
徐旭生先生在其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专门辟出一章的篇幅来
讨论徐国历史上诸如徐偃王、徐楚关系等若干重要问题,对与徐国相关的史料
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整理。
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陶录考释》。“一书中,对徐困青铜器和徐国
文化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徐楚乃南系青铜文化之代表。
顾颉刚先生在《徐和淮夷的迁留》“I一文中对徐和淮夷的迁徙、流变作了详
细的考证,并在潘光旦先生所作研究的基础上,对徐与浙、闽、赣一带畲民的
渊源关系作了令人信服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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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先生在《越史丛考》“1的结浯中指出,“徐戎久居淮域,地接中原,
早通诸夏,渐习华风⋯⋯徐衰而吴、越代兴,吴、越之霸业即徐戎之霸业,吴、
[1]见徐中舒
[2]徐旭生:
[3]郭诛若:
[4]颐颉刚:
[5]蒙文通:
《薄姑、徐奄、淮夷、群舒考》,《四川人学学搬》1998年第3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1985年。
《两周金文辞人系幽录考释》.f.海古籍出版利.,1999q::。
《徐和淮夷的迁留*,《文史》第三卜.辑,中1挣0 5局,1990年。
《古族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
越之版图亦徐戎之旧壤,自淮域至于东南百越之地,皆以此徐越瓯闽之族筚路
蓝缕,胥渐开辟⋯⋯”。蒙文通先生的这一论断值得重视,它正为越来越多的
考古发现所证实。
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1一书和《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
的发展》“3一文中结合文献首次对从粗王到章禹其五位徐王的世系作了排列,
并对若干徐器进行了科学的分期、断代;他在《春秋南方青铜器铭文的一个特
点》”3中指出春秋时期,以徐国为代表的南方列国青铜器铭文与中原和北方相
比一个重要差异是,南方列国铭文“器主常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先世的名号,
最多见的是某人之孙、某人之子,少数还有记出其它_IfIL缘关系,以至君臣关系
的”。
陈公柔先生在《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及其他》⋯一文中较系统地对徐器
的纹饰、形制作了类型学的研究,他将徐国铜器分为口q群:徐二Fj}量鼎器群,庚
儿鼎器群,徐王义楚器群和留鼎器群:将徐国铜鼎分为沿耳浅腹鼎,附耳深腹
鼎和汤鼎三类:将徐器纹饰分为兽面纹,蟠虺纹与蟠螭纹,以及三角纹填以勾
线云纹三类。这是迄今为止所见研究徐国青铜器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一篇论文。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存徐人滔动中心的淮泅流域,以及在长江以
南的苏南、浙江、江两、湖南和湖北等地多次发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徐器,每
当有徐国铜器出土或发现时,总会有一些研究徐国史和徐圉铜器的文章紧接着
发表,如彭适凡、蕾锦炎、董楚平、刘彬徽、李家和、刘诗中、顾孟武、李修
松、万全文、王迅、李世源等先生在这方面的论著均颇有见地。
彭适凡先生在《有关江西靖安出二L徐国铜器的两个问题》”’中首次依掘徐器
铭文的字体特点将若干典型徐器分为四期。他在《淡江西靖安徐器的名称问题》
01中,根据徐器铭文材料对盥盘、炉盘及炭箕等类器物的名称进行了规范。
曹锦炎先生在《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通过对绍兴
306墓所出铜器进行分析,认为该墓与徐人势力进入浙江有关。他在《春秋初期
[1]李学勤: 《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
[2]李学勤: 《从新出青铜器看c乏江下游文化1的发展》《新Ⅲ青幸阿器研究》.文物Ⅲ版社,1990年。
[3]李学勤: 《春秋南方青铜器铭文的一个特点》,见马承源主编《是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空集》,香港
两木出版社,1998年。
[4]陈公柔:《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及菇他》,见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香港
两木出版社.1998年。
[5]彭适凡: 《谈江西靖安徐器的名称问题》.
《文物》1983年6期a
[6]彭适凡: 《有关江西靖安出土徐国铜器的两个问题》,
《江西历史文物》1983年第2期。
[7]曹锦炎: 《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文物》[984年第1期。
越为徐地说新证》“1和《越王姓氏新考》“1中,结合考占、文献、方志等多方面
材料,证实郭沫若先生关于“春秋初年之江浙,殆尤徐七”的推论,还证实了
越王室与徐国的(者旨)诸暨氏有关。
董楚平先生在《吴越徐舒金文集释》口】一书中对徐国金文作了较全面、系
统的收集和整理,并对若干铭文的解释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还在《金文鸟篆书
新考》14J一文中首次对带有鸟篆铭文的《徐王义楚t JJ>>作了介绍。
刘彬徽先生在《吴越地区东周铜器与徐楚铜器比较研究》”’一文中,从器物
的组合、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对吴越铜器与徐楚铜器作了多角度的比较研
究,并根据器物的形制、纹饰特点指出出土于六和程桥Ml的臧孙钟、M3的罗儿
匝当是“铸器于吴国,而器主之族属则为徐人”,这一观点值得重视。
李家和、刘诗中先生在《春秋徐器分期和徐人活动地域试探》”1一文中对部
分徐器作了分期,并根据徐器的出土分布情况对徐人的活动地域进行了探讨,
认为“春秋中晚期以降,徐人不仅确实迁来江西赣江流域和江浙一带,而且足
迹也可能达到的湘江流域和广东地区”。白唪(李家和)、刘林先生在《从靖
安、贵溪出土徐器和仿铜陶器看徐文化对南方吴越文化的影响》‘~文中,通
过将靖安、贵溪出上徐器和仿铜陶器与湘、赣、浙、苏等地同时期相似器物进
行比较研究后,认为“在江南地区的春秋时期,除了湖南而外,楚文化的影响
可能远不及徐文化影响的深远”。“徐人文化和势力很有可能是先于楚人而入
于江南的,而后才逐渐为楚人和楚文化代替,并最终灭予楚”。
顾盂武先生在《有关淮夷的几个问题》”L一文中,对淮夷与九夷、淮夷与西
周王朝、淮夷与徐、舒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最初还
是徐从舒出,皋陶偃姓,而群舒为偃姓国,自为嫡支。少吴集团中偃、赢之别,
即为区分‘嫡’ ‘庶’而起⋯⋯徐之社会发展程度既然高于群舒⋯⋯它当然不
[1]曹锦炎:《春秋初期越为徐地观新证》,《浙江学刊》1987年帮l蛔。
[2]曹锦炎:《越王姓氏新考》,见《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辑,中华{0局。
[3]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4]董楚平:《金文鸟篆书新考》.《故宫学术季刊》(台湾),第12卷第l期,1994年。
[5]刘彬徽:《是越地区东周铜器!,徐楚铜器比较研究》,见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
香港两术出版社,1998年。
[6]李家和、刘诗中:
《春秋徐器分_|{li和徐人活动地域试探》,
《江1):l}扔史史物》1983年第i期。
[7]自坚、刘林:
《从靖安、贵溪出士徐器和仿铜陶器看徐文化对南方兑越史化的膨响》.
《}工西肌史
文物》1981年。
[8]顾盂武: 《有关淮夷的几个问题》,
《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
希望在自己的国名上再有什么鸟图腾的残迹,而力图加深徐与群舒的鸿沟了”。
李修松先生在《淮夷探论》⋯、《徐夷迁徙考》”1和《涂山汇考》。”三文中
对淮夷的族源、淮夷的分支、淮夷的历史地位、涂dj氏与徐夷的关系、徐夷的
迁徙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考证,认为徐人是淮夷势力的代表,涂山氏即夏以前
的徐夷,怀远、绍兴、江州三地的涂LJ』均与徐人的迁徙有关。
万全文先生在《徐楚青铜文化比较研究论纲》“。、《徐围青铜器略论》”1和
《徐国青铜器研究》”1三文中对徐、楚两国青铜器从二者分布地域、出土数量、
器形、纹饰风格、器物组合方式、社会、文化前景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
他认为从徐器中保存有较多商文化因素可以看出徐人较为保守、恋旧。
王迅先生在《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一书中,在广泛收集和系统整
理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分夏、商、周三个阶段对东夷文化和淮夷文化进行
了论定,并结合传说和文献对东夷和淮夷各分支族系的源流进行了考证,对夷
人的礼俗也作了初步的探索。他认为“徐国铜器与群舒故地出I二的铜器,在器
形、花纹等方面,也存在着:j{=同特征⋯⋯徐夷在两周、春秋时期使用的文化主
要是淮夷文化”。
李世源先生的《古徐国小史》”L‘书,是研究徐幽史的第一部专著,作者
主要利用文献资料对徐族的起源、徐与商、周王朝及齐、鲁、吴、楚等国的关
系进行了探讨,论证了“虎方”即“徐方”说、徐夷、淮夷为部落联盟蜕。
当然研究徐国历史和文化的论著还有很多,出于受本文体例所限,这里只
能就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简要的介绍,难免会有挂一漏万之嫌。尽管如此,
我们仍可从上面的介绍中大体了解到前人在徐国史和徐国铜器研究领域所取得
的主要成果。
总的来看,尽管如上所述,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
其它先秦中原之外的其它区域文化研究(如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
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相比,徐文化研究是相当滞后的,这种状况与徐国在先秦时
【1】李修松:《淮夷探论》.《东南文化》,1991年第l期。
[2]李修松:《徐夷迁徙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3]李修松:《涂山汇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万全文:《徐楚青铜文化比较研究论纲》,《东南文化》1993年第6期。
[5]万全文:《徐国青铜器略论》,《文物研究》总第7辑,黄山书社,199i年。
[6]万全文:《徐国青铜器研究》。《故宫文物月刊》(台湾)第16卷第l期,1998年。
[7]王迅: 《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f81李世源: 《古徐国小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相比是极不相称的。
长期以来,由于受考古学条件的限制,徐困历史和文化研究中有很多关键
问题,如:徐国都城的位最、徐国大墓的形制、礼器的组合、青铜文化的整体
面貌等都无法得以解决。学者们在对徐围历史和文化进行研究时常有“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的慨叹,证如陈公柔先生在《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及其他》
“3~文中所说的那样,“迄今为止,还未能见到一座完整的,可以指出确为徐国
的墓葬⋯⋯因此,不能知道作为随葬礼器的组合方式,共出遗物以及进一步考
察其文化内涵”。徐中舒先生在生前之所以一直没有将其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毕业前所作得意之作《徐奄、淮夷、群舒考》拿出来发表,很可能就是出于浚
文结论尚缺乏充分、必要的考古材料相印证的考虑,所以尽管指导该文的梁启
超先生对这篇论文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该文“从音训及会文款识以贯串传注,
精思独辟,有左右逢源之乐”,但是在没有找到充分的考古学材料相印证时,
徐老宁可将这篇论文一商珍藏起来,也不愿轻意拿出发表,以免万一推论不慎,
误导学人。徐先生的这篇论文最后是其家人在他去世后,才从他书箱底发现,
然后交由《四川大学学报》发表(题目改为《薄姑、徐奄、淮夷、群舒考》01),
前辈学者治学态度之谨严由此可见⋯斑,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徐老这种严谨求
实、淡泊名利的学者风范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这件事同时也从另外一个侧面
反映出治徐国史者单凭自身力量所无法克服的~个困难,邡就是相关徐国考古
材料的极端匮乏,这个不利因素严重地制约了徐闰历史和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而这也正是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的症结所在。
三、徐国考古学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上所述,受考古学条件的制约,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中有很多关键问题
如,绘国都城的位置、徐国大墓的形制、礼器的组合、青铜文化的整体面貌、
徐国王族的世系等都无法得以解决。而且对徐偃王的时代、徐国文化与群舒、
吴、越、楚等文化之问相互影响的关系、及若干重要徐器铭文的考释等问题.
学术界长期以来也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
我们认为要想将徐国历史和考古学研究推向深入,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上
【1】陈公柔:《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及其他》
木出版社,1998年。
[2]徐中舒: 《薄始、徐奄、淮隽、群舒考》.
见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香港曲
《(_:【|川大学学报》1998年蚺3期。
13
述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则还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考古材料的发现
和研究。
四、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是由点及面,由个案推及一般。我们先从对江苏邳州
九女墩三号墩考古发掘材料进行整理入手,通过对该墓所出《芦强乍编钟》铭
文的考释,并参照对该墓所出其它器物所表现出的时代特点和地域风格的分析,
指出这是一座徐国王族墓葬。由于该墓形制及所出器物与九女墩二号墩十分相
似,我们又对《塔义巢编钟》的铭文进行了新的考释,认为该钟应为徐器,结合
其它相关因素,我们认为九女墩二号墩也是一座徐国王族墓葬,进而又得出邳
州九女墩大墓群为徐国王族墓群的结论。接着联系史籍和地方志中的相关记载,
我们对九女墩大墓群附近的梁王城、鹅鸭城遗址的性质进行了考证,认为它们
与春秋时期徐人在这一带的活动有关,很可能是徐国的都城。然后又结合邳州
九女墩大墓群的考古发掘材料,对徐固金文和徐国青铜器进行了较为全面、系
统的分析和整理,对若干有争议的徐国金文和徐国青铜器进行了新的考证。在
此基础目戈们对徐国金文和徐国青铜器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并对徐文化
和徐国的社会状况作了初步的探讨。
本文在方法上以王国维先生所率先倡导的“古史二重证”的方法为指导,
以考古材料为基本素材,紧密结合文献记载和铭文材料,同时参照当地有关民
间传说和民族志材料,力争从多角度、多层次考证徐固古史和徐国青铜文化。
在对徐国金文和徐国铜器进行分期、断代时,我们先将‘部分有相对纪年的金
文和铜器(即器主人名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者,如义楚器群)作为标准器,然
后拿其与其它待确定年代的金文和铜器相比较,同时参照别国年代较明确的铜
器,来定出这部分待确定年代的徐国金文和铜器的相对年代。在对梁王城、鹅
鸭城遗址的性质进行考证时,我们以相关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为主要依据,同
时还引用了《左传》、《后汉书》、
《水经注》、 《邳州志》和《邳志补》等
文献记载进行印证,并结合古文字材料和当地有关的民间传说进行论证,最后
得出梁王城、鹅鸭城遗址为春秋晚期徐困都城遗址的结论。
第一章徐国贵族墓群及都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第一节邳州九女墩徐国贵族大墓群的发掘与研究
九女墩二号、三号、“号、六号墩座落j1邳州前戴庄乡禹王山东北麓,位
于春秋时期古城址梁王城与鹅鸭城之间,硒北距粱王城2000余米,东距鹅鸭城
300米。四号墩距上述四墓东北约2公里,位丁二青岗山东北麓。由于九女墩三号
墩未被盗扰,资料比较完整,且材料尚未公开发表,故在这里作详细介绍。
(一)江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及相关问题
九女墩三号墩封土墓位于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西约2公里处,处在禹王山与
青岗山之间的低缓山坡上,其东约60米为九女墩二号墩⋯,其东南250米处为鹅
鸭城遗址,其西约2公里处为梁王城遗址,这一带分布着十余个封土堆大墓,当
地传说是梁王九个女儿的坟墩,俗称九女墩,1993年春邳州市博物馆发掘了九
女墩三号墩(附图一),编号为93PJM3(下文简称M3)。
1、封土与墓葬形制
M3封土呈馒头状,发掘前高出地面约3米(1959年文物普查时高出地面约8
米),底径约35米。墓的封土分为三层(附图72)。
第一层为耕土层,厚20一40厘米。黄色沙土,土质疏松。
第二层为夹沙五花土层,厚2.8—2.9米。填士均经过层层夯实,夯窝密集,
清晰可见,每隔20—30厘米为一层。此层下发现墓葬开口。
第三层为黄褐色夹沙土层,厚2—3.5米。
第三层下为黄斑生土层。
墓葬平面略呈方形,东西长9.8—11.6、南北宽9.5、深3.卜3.2米。墓室可
分为前室、主室、侧室、兵器车马器坑、陪葬坑及生士祭祀台等部分。墓底四
周留有60厘米宽、80厘米高的生土二层台。主室内有朽烂的棺木板和板灰痕迹,
[11南京博物院等:《江I;5j、省邳州市九女墩二号墩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儿期。
板灰宽约4厘米。除主室外,其它各坑、室均有用席铺地的痕迹。墓室四壁涂有
一层红泥浆,光滑油亮,红光耀眼(附图二)。
前室位于墓室南部,东西长5.6、南北宽4米。内有人骨4具(编号为PG卜4),
头向均朝北,为仰身直肢。乐器及大部分礼器均出自前室,主要有编甬钟、镩
钟、钮钟、石磬、铜鼎、豆、盘、炉、锯、锛、镰、削、杖饰、陶罐、鬲等,
共75件(组)。
主室位于前室的北部,东西K3.5、南北宽3.2米。主室四周筑有宽20一30、
高约80厘米的土墙,室内有一棺一椁的板灰遗迹。内有两具人骨架痕迹(编号
为YGl—2),仅见白色骨狄。主室随葬品主要有铜剑、削、玉璧、璜、串珠、海
贝、陶罐等,共39件(组)。
兵器、车马器坑位于主室北部,内有人骨一具(PGI i),葬式为侧身直肢
面南,头向朝西,头旁置一陶罐、一纺轮。尸首用席包裹(该墓除墓主有棺椁
外,其余人尸骨均只用席包裹,下同。)该坑出有铜戈、钩、矛、镞、削、辖、
軎、辕饰、马衔及角镳等,共178件(组)。
东侧室内有人骨三具(PG8 10),头向均朝西,为仰身直肢,头旁均各置
一陶罐、一纺轮。东侧室的东部为掏洞而成。西侧室内有人骨三具(PG5—7),
头向均朝北,为仰身直肢,中间一具头部置铜尊、盘、壶各一。其余两具头旁
均各置一陶罐、一纺轮。
在墓室的西侧分布着南、北两个陪葬坑,北陪葬坑内有人骨三具(PGl2—14),
头向朝东,仰身直肢,头旁均各黄一陶罐。南陪葬坑内有入骨两具(PGl 5—16),
西边一具头向朝北,东边一具头向朝南,为仰身直肢,头旁均各置一陶罐。南
陪葬坑西侧有两级台阶,上接在墓壁上做出的由墓室西南角向西北角延伸的宽
约60厘米的斜坡墓道。在南陪葬坑与前室之间有一长方形生土台,长2、宽1.5、
高1.3米,上面堆放有大量的动物骨骼,有烧过的痕迹。
2、出土器物
出土器物共计310件(组),种类有青铜器、石器、陶器、骨角器、玉器等
(三号墩部分器物图见附图三至七)。
(1)青铜器
共222件。保存较差,多未复原。器类有鼎、鬲、豆、壶、尊、盘、编钟、
戈、剑、镞、锯、削、车马器等。
鼎6件,分四型。
A型,兽首鼎,1件,M3:41,附耳,口曲,深腹,底较平缓,三蹄形足较矮
小,鼎前伸出一兽首,圆目突出,兽首上耸两犄角,角上饰羽翅式兽体卷曲纹,
内填三角形霄纹,颈、腹交界处饰一周绳纹,颈、腹部均饰蟠蛇纹。兽首内空
与鼎腹连接,兽嘴无孔,不起流的作用。鼎后有脊棱作尾。底有烟炱痕迹。口
径20、通高23.6厘米。
B型,罐形鼎,l件,M3:39,直口,方唇,短直颈,鼓腹、圆肩,圜底,三
蹄形足较粗矮。肩上有两耳,为圆雕立虎形状,虎身下穿有套环。肩上饰一周
三角纹,内填云雷纹。肩及腹部有四道绳纹。腹部饰以二角云霄纹组成的菱形
纹。底为素面。覆盘形平盖上饰以菱形图案为地纹。以两蟠螭头回首相顾而形
成的环钮为中心,盖上铸有立雕虎、鹿四组,一、二组分别为四立虎两两相对,
第三、四组分别为四虎四羊,虎与羊间隔着排列立于盖的边缘。鼎肩部有铭文,
惜残泐过甚,无法识读。底部有烟炱痕迹。[】径22.4、通高33.8厘米。
C型,汤鼎,1件,M3:62,小口、短直颈、扁球形腹、三蹄形足、肩上有两
环状立耳作双头蟠螭曲体拱背之状,蟠螭为方头、竖耳、厕腈、鳞纹颈。覆盘
形平顶盖中央有一桥形钮,边上另置三个两头翘起立兽形圆钮。底有烟炱痕。
口径19、高32.8厘米。
D型,盆形鼎,3件,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大小依次递减。M3:35,子母口
内敛,有两长方形附耳立于肩h微侈,弧壁内收成圆底,三蹄形足根部饰羽
翅式兽体卷曲纹。通体饰有细勾连雷纹,腹部有一周绳纹,底部有烟炱痕迹。
覆盘状弧形盖面上饰勾连雷纹,上有三圆形钮。口径29、高24.8厘米。
鬲,1件,M3:38,仅存口沿,子母口,束颈,口径20.8厘米。
方形器,l件,M3:50,为上下两长方形盘状器台铸而成,底有四足,上盘
四项角呈攒尖状向外撇出,F盘四面均无堵。通体无纹饰,长21、宽16.7、高
11厘米。
豆,5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M3:54,子母口,腹较深,柄细长,喇叭
形豆把,豆把中空,圈足下部直折。盖呈覆碗状,有圆饼状捉手。通体素面。
口径17、高19.6厘米。
壶,l件,M3:64,方唇敞L],口沿外撇,颈部较艮,腹部较鼓,束腰平底。
肩部有两蛇形环钮,套有十个环相连组成提链,盖上亦有两环钮,各套一铜环,
与提链套起。提梁呈两蛇曲体拱背之状,盖上饰蟠蛇纹。壶颈饰一周交龙纹,
腹部饰交织套结成网格状的络纹,将腹部分成三段数小区,各小区内填蟠蛇纹。
口径10.4、高24.4厘米。
尊,1件,M3:79,三段式尊,侈口,高颈,斜肩,扁鼓腹,高圈足外撇,
下接高l厘米的直裙,颈下端和圈足上端各饰一周细密的锯齿纹和纤细的交连云
纹。腹壁上、下以连珠纹为栏,其间满饰双钩变形兽面纹,在扁薄突起的细道
之间配以细线纹,并布满极细小的棘刺纹。棘刺已断,仅存根部。残口径19.6、
残高18.7厘米。
龙首岙,l件,M3:49,直口,圆鼓腹,三蹄形足,圜底。流为龙首状,龙
头上两犄角上卷,头上饰羽翅式兽体卷曲纹,颈及胸部饰有鳞纹,胸下有一周
绳纹。錾为透雕立龙状。口径15.6、通高19.4厘米。
彝,l件,M3:5l,形制硕大。直口,折沿,短颈,圆肩,深腹,平底下承
三个小短足,肩饰一周三角形纹,内填变形蟠蛇纹,有绳纹四道将腹部分割为
三个区域,内填细密的蟠蛇纹。基底印有席纹。Ef径33.5、底径3l厘米。
缶,1件,M3:55,仅存缶底。圈足,底印有席纹。底径17厘米。
盘,5t$,大小、形制、纹饰基本相同。M3:34,口沿方折,颈略收,肩稍
斜,腹部直缓,平底,腹部饰两道绳纹,颈、腹部均饰细密、整齐的蟠蛇纹。
腹下部饰两周三角纹,内填蟠蛇纹。口径25.2、高8.8厘米。
炉盘,1件,M3:53,整体厚重,形制较大。分盘体和底座两部份。盘为直
口,折沿,斜折腹,平底。盘口沿两面各爬有一虎,前二爪抓盘口沿,嘴衔盘
沿,虎耳竖立,尾巴翘起。盘肩有两环形钮,套有提链。颈、肩部饰蟠蛇纹。
底座为长方框,上置有二十余根小支柱(因缺一角,故不知确数),一端接方框
底座,另一端承盘体。长52、宽38、高26厘米。
杖饰,--N,M3:60,分杖首和杖镦两部分,均饰浮雕交龙纹,杖首顶端
有蘑菇状突起,其内均插有木棍。杖首长8、直径3厘米。杖镦长1l、直径3厘米。
编钟共计19件,M3:1~19,其中甬钟4件、镩钟6件、钮钟9件。
(测量数
据见附表一至三)。
甬钟,M3:1~6,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甬为八棱柱状,
内存红色陶土范芯。甬上端稍细,下部渐粗,斡、旋俱各。铣棱略显弧度,铣
角部微微内敛。鼓部较阔,于I:I弧曲稍大。甬面、衡部饰细密的羽翅式兽体卷
曲纹。钟体表面以阳线框隔枚区,枚作二节圆柱状。钲部素面,篆间和鼓部也
饰羽翅式兽体卷曲纹,其细部填饰卷云纹、栉纹及三角纹。舞面纹饰与鼓面相
同,十分精致。各甬钟于口内均有调音锉磨痕迹,且四侧鼓部内面均有修长的
音梁,长15.5至21厘米,宽3.7至1J4厘米不等。
镩钟,M3:7~10,形制、纹饰基本一致,大小相次成一组。上为扁形复钮,
由两对大龙及两对小龙纠结而成。平舞、平于口、铣棱直。纹饰华丽精致,与
同出甬钟一致。阳线框隔枚区,枚呈螺旋形,篆间饰细密的羽翅式兽体卷曲纹,
舞及鼓部饰羽翅式兽体卷曲纹,细部填云纹、栉纹、三角纹等。编镩于口内铸
有内唇,唇呈带状,唇上有调音时留下的锉磨痕迹。其中1号镩内唇因调音而锉
磨几尽,49镩也有很清楚的调音锉磨痕迹,2号铸内唇大部留存,但锉磨痕迹
也很明显。
钮钟,M3:11~19,形制、纹饰基本一致,大小相次成~组。钟体厚实,
声音宏亮,表面锈蚀较轻,铜胎较好。长方形钮,铣棱齐直,于口弧曲较大。
钮为素面,舞、篆间均为夔龙纹。鼓部为交龙纹,两两相对,龙身以雷纹为地,
十分精致。钲部及两铣均有铭文。,L钟铭文大体相同,仅行款略有差异,各钟
铭文均有残泐,合各钟可得铭文如下:
唯正月初吉丁(亥),徐王之孙审议乍,择其吉金,铸其和钟,以享以
孝,用蕲眉(寿),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枚作螺旋形,有36枚。11~13号钟内腔平整,四侧鼓部内面均有音塬残痕,
形状为椭圆环形,略高起。于口内沿有明显的调音锉磨痕迹,正鼓部较深,两
铣较浅。14一16号钟口部锉磨较甚,正鼓部极薄。17、18号钟音塬明显高隆,
正鼓部于口已锉磨得很薄,两铣角也锉磨较甚。19号钟保存了较完整的内腔音
塬结构,未作太大的调音锉磨,音塬高隆完整,于口部铜胎厚实。该组钮钟均
能发音,音质很好。这三套编钟均为经过钟师精心制作、反复调试过的实用乐

剑,3件,分三式。
A式,M3:91,圆盘形剑首,剑茎呈多棱形,上有两道凸箍,茎上缠以丝绳,
剑格上镶以绿松石,剑身满饰白色鳞形暗纹。两从斜弧于近锋处收狭,然后前
聚成锋。长45.6、宽4厘米。
B式,M3:93,剑茎尾部残,有两道凸箍,有剑格。中脊起线,两从斜弧,
双刃略里弧形,于近锋处稍收,然后前聚成锋。长47、宽4厘米。
9
c式,M3:92,圆盘形剑首,剑茎光滑无凸箍,圭形剑身,近锋处无明显收
束,锋尖折断。出土时有剑鞘,已朽。长50、宽4厘米。
戈,13件,分三式。
A式,21牛。M3:123,戈援较长,微弧,锋呈三角形,胡部有三个锋利的小
孑刺。胡上有四穿。通长33厘米。
B式,2件。M3:125,与A式基本相同,只是胡上没有小孑刺,胡上有三穿。
通长23.2厘米。
c式,9件。M3:97,援部宽扁,近锋处无明显收束,胡部较宽,胡上有三
穿。通长24厘米。
钩,2件。分两式。
A式,1件,M3:128,钩下有三个锋利的小孑刺。通长14.9厘米。
B式,1件,M3:124,钩下有两个锋利的小孑刺。通长M.2厘米。
镞头,80枚,分两式。
A式,29件,M3:132,头呈菱形,后柄较长,尾为粗棱。长7.9厘米。
B式,5】件,M3:112,头呈菱形,有燕尾形长翼。长7.4N米。
鳟,l件。M3:122,套于戈、矛柄之下端,以便插于地上。呈圆椎管状,
头尖圆。内有残柄。长16厘米,后孔径3.2厘米。
锄,3件。M3:43,装柄处有一孔。长16.5厘米。
锛,4件。M3:52,有刃、光面,銎上有木柄。为双范合铸而成。长14.6厘
米。
铲,2件。M3:130,长方形銎,宽体,方肩,平刃。跃11.4、宽8.5厘米。
镰,4件。M3:47,直口,圆头,后有装柄用的圆器,镰面上饰篦纹。长i3.8、
宽3厘米。
锯,1件。M3:42,青铜锯片嵌入有柄的木条之中,木柄上有两凹槽,锯齿
细密。连柄长34.8厘米。
凿,I件。M3:45,长方形器,狭体,弧刃,刃部两侧略翘起。长i1.9、宽
】-8厘米。
削,6件。分三式。
A式,l件。M3:48,柄首为椭圆形环状,平背,平刃,锋尖较钝。长21.9、
宽2.3厘米。
B式,1件。M3:46,柄首为横条状,背微n。长26.7、宽l厘米。
C式,4件。M3:44,氏条形柄,无柄首,平背,刃微凹。长25.9厘米。
车饰件,分两型。
I型,4件。M3:i06,长方筒形,下端有六齿,中部有一把手。通体饰饕
餮纹,齿上饰蝉纹。长18厘米。
II型,2件。M3:102,扁方筒形,下端有六齿。通体饰粗犷勾连云纹,齿
上饰蝉纹。长9.6、宽6、厚2,2厘米。
辖、軎,16套。M3:116,軎为圆筒形,两侧有辖孔,通体饰细鳞纹。辖为
长条形,一端呈兽首状。高6.8、上径4.9、底径7.8厘米。有些辖、軎在尺寸、
纹饰上略有不同。
马衔,22件。M3:118,两端为两扁圆环,由两小环相连,直杆状环柄。长
22厘米。
连环,6件。M3:121,大小两环相连,大环直径7.6厘米,小环3.8厘米。
方扣形带具,5件。M3:126,扣的中部为长方形,一端柄呈鸭首状,另一端为
弯曲的勾状细管,其上套有一环。长】2、宽6厘米。
(2)石器
石器共14件,器类有编磐和鼓槌头。
编磬,13件。均为青狄色石灰岩磨制而成,形制相仿,大小依次为M3:20一32。
形制为曲尺形,有倨孔,磬体修长,鼓部较狭长,股部较宽、较短,鼓股大致
呈股二鼓三的比例。其测量数据见附表四。
鼓槌头,1件。M3:72,为一椭圆形石球,中间钻有网孔,以供装柄,高3.7、
孔径2厘米。
(3)陶器
陶器共25件,可分泥质陶、印纹硬陶和纺轮三类。
泥质陶器型有:罐、鬲、笳等。
罐,l件。M3:94,泥质褐陶,圆唇敞口,斜折沿,束颈,上腹及肩部圆鼓,
下腹斜直,平底。肩上浅刻一周网状菱形方格纹。口径16.2、高18.6厘米。
鬲, 1件。M3:73,泥质黑陶,平唇直口,束颈,三足较直,弧裆、尖足,
足尖较平,鬲身无纹饰。口径11.2、高7,6厘米。
印纹硬陶器型只有罐,分为两式:
A式,14件,形制相同, 大小不一。M3:40,圆唇直口,折肩,双侧有对
称的筒状双贯耳,腹微鼓,下腹较直,平底,器身印满细密网格纹。高20.1、
口径12.7、底径ll厘米。M3:68,高8、口径6、底径6.2厘米。
B式,2件。M3:71,圆唇直口,折肩无耳,腹圆鼓,平底,有三乳丁足,
通体印满细密网格纹。高6.I、口径6.2、底径6.5厘米。
纺轮,6枚,泥质灰陶,M3:66,直径2.5、厚L 8、孔径0.5厘米。
(4)骨角、贝、玉、水晶器有:
鹿角饰,M3:61,为梅花鹿角,根部连着头盖骨,上面用红色颜料绘有三角
纹、云雷纹等图案,角上钻有一圆孔。
角镳,】4件。有弧度, ‘端呈尖状,截面呈八枝形,卜面绘有网状纹、锯
齿纹、点线纹、三角形云雷纹等。镳上凿有二至三个长方形穿孔。M3:¨9,长
22.4厘米。
海贝一组,M3:82,数干枚。放于主墓室内。背部均磨平,多数已朽。
玉瑗,2件,有纹饰。M3:88,边有f”1棱,上饰有云气纹,外径6.7、内径
3.2、厚0.5厘米。
玉璧,3件,素面。
水晶环,两枚。M3:80,光洁、透明,外径2.4、内径j.5、厚0.5厘米。
玉璜,25件, M3:83,中间有一小孔。长lo 8,宽2.5厘米。
玉串珠,一组,30颗。M3:84,椭圆形。
3、几点研究
(1)时代与国别
根据钮钟上的铭文及这批器物所表现出地域风格和时代特征,结合梁王城、
鹅鸭城及九女墩墓群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并对照《左传》、《后汉书》、《水
经注》及《邳州志》等史书和地方志中对徐人后期活动的有关记载,我们认为
这是一座春秋晚期徐国王族墓葬。
从时代上看,带覆盘形弧盖的盆形鼎与洛阳中州路东周第三期墓M2729:
35“1、曲阜鲁故城甲组春秋墓M116:4”3、邳州九女墩二号墩所出铜鼎相仿。壶
[I]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科学出版社,1959年。
[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则与长岛王沟M1:3相似⋯。豆与洛阳中州路东周第三期墓M2729:31、洛阳哀
成叔墓所出之豆“。、曲阜鲁国故城甲组春秋墓M115:3相近。A式、B式铜剑与洛
阳中州路M2729:20相近,C式剑与M2719:86相近。钩与河南省汲县山彪镇Ml:
56之二相似”1。汤鼎、尊、盘与绍兴306墓所出相近“1,
兽首鼎与舒城凤凰嘴春
秋墓所出相似53,甬钟在形制、纹饰上与王孙遗者钟相近“3。镩钟与俦儿钟、≯允
儿镩、遣郊镩相近。钮钟则与违邡钟、臧孙钟相仿”1。石磬与丹徒北山顶”1、
侯马上马村13号墓所出相近”1;陶罐与洛阳c刊刊路东周第二期墓M472:4相仿;
印纹硬陶罐与六合和仁东周墓””、丹徒横山馒儿墩DI{M:1相似⋯。。以上器物年
代大多为春秋晚期,而且与该墓相邻的九女墩二号墩的时代也为春秋晚期,两
墓所出器物的时代风格接近,由此可推断该墓的时代为春秋晚期。
钮钟上的铭文“⋯徐王之孙P强乍,择其吉会,铸其和钟⋯”已明确地交待
了器主的身份和国别。甬钟、镩钟通体均饰具有明显徐器装饰风格的羽翅式兽
体卷曲纹,此二组编钟也应为徐器。所出汤鼎和盘与绍兴306墓出的徐具肴尹彗汤
鼎和盘形制相同。“,所出盟盘和炉盘与江西靖安出土的徐王义楚盟盘和徐令尹
者旨留炉盘相近““。其他器物如兽首鼎兽犄角、龙首需龙头及部分鼎足等上的
羽翅式兽体卷曲纹,在春秋晚期徐国青铜器上都有着广泛的应用。饰于钮钟、
壶、蘑、杖饰等上的交龙纹,饰于覆盘形弧盖鼎上的勾连雷纹,饰于盆、兽首
鼎等上的蟠蛇纹,以及用作主体纹饰界隔的绳纹、锯齿纹、连珠纹、络纹、三
角形雷纹等都是春秋晚期徐国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由此可见,这批铜器带有
明显的徐器风格,结合其他相关因素,我们认为这是一批徐国器物。
(2)墓主的身份
该墓出有三套编钟,另出有一套编磬,如此齐备的乐器组合,在春秋战国
[1]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长岛乇沟东周墓葬》.
《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2]洛阳博物馆:《洛阳裒成叔墓清理简报》, 《文物》1981年第7期。
[3]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
[4]浙江省文管会等:《坌弭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 《文物》1984年第1期。
[8]安徼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出土的铜器》.《考古》1964年第10}Ilj。
[6]容庚、张维持: 《殷脚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
[7]马承源、王子初(主编):《中国音乐文物人系r』:海卷、江棼卷》.人象⋯版社,1996年。
[8]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
《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台刊。
[9]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山西侯马l:马村东周墓葬》,
《考古》19634#第5期。
[10]吴山菁:《江苏六台县和仁东周墓》.
《考古》1977q:第5期。
[11]南京博物院等:
《江苏丹徒横山、华山士.墩墓发掘报告》, 《文物》2000lb第9期
[12]同[4]。
f131江西省历史博物馆、靖安县文化馆:《江西靖安tJ'土春秋徐国制器》,
《文物》198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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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5 11:38:25 |显示全部楼层
四川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姓名:孔令远
申请学位级别:博士
专业: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指导教师:彭裕商
20020101
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考占学及博物馆学专业
研究生孔令远 指导教师彭裕商教授
本文主要利用近年来江苏邳州九女墩徐国二}j族墓群的出土材料,以及梁王
城、鹅鸭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并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和当地民间传说,
论证了邳州九女墩大墓群为徐围王族墓群,梁_]_:城、鹅鸭城遗址为春秋中、晚
期徐国的都城遗址,证明史书和地方志中天于备秋时期徐人曾在汉彭城武原县
一带活动的记载是真实的。
本文还参照有相对纪年的具铭徐器,对徐圈金文和徐困青铜器作了较为系
统的收集和整理,并作了初步的分期、断代工作,对部分典型徐器作了初步的
考证,并通过与邳州九女墩大墓群所出器物的对照,对绍兴306墓、丹徒北山顶
春秋墓等国别有争议的墓葬进行了讨论,认为它们应为徐人墓葬,还对《余冉
钲铖》、
《唐又巢钟》、 《王予婴次炉》等国别有争议的青铜器进行了考证,
通过与典型徐国铜器在器物形制、纹饰和铭文风格等方面进行拿面比较,得出
它们应为徐国铜器的结论。
本文还对徐国青铜器中所包含的多种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同时又联系徐
淮一带有关新石器时代及夏、商、周遗址,对徐文化的渊源作了初步的探讨,
并初步分析了徐文化的特征,认为徐文化是指,商周时期淮海一带的徐人在当
地夷人文化的基础上,吸取华夏、蛮越、戎狄等文化的精华而创造的具有鲜明
地域风格和时代特点的文化。最后对徐舒关系及徐偃王的传说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
关键词:邳州九女墩封土墓金文青铜器文化因素春秋时期徐国
An
Archae0109ical Study On Xu State
Speciality:Archaeology&Museol ogy
Ph.D
Candidate:Kong Lingyuan
Advisor:Prof.Pens Yushang
Abstract:This dissertation mainly based on the
archaeology materials which were
unearthed from several
Jiunudun mounds.Liangwangcheng&gyacheng sites in Pizhou
City,Jiangsu Province.A large number of ritual bronzes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pottery vessels,jades and
sLone arti facts were unearthed
from
Jiunudun mound
No.2,No.3,and others Among these treasures knobbed bel】s bear⋯the Xu king’’s
grandson”,⋯the Gongking 7’s grandson”and other inscriptions.In the light
of relevent historical records and material remains the
present paper argues that
the Jiunudun
tombs,Liangwangcheng&Eyacheng
sites were ali concerned with
activities of theXu people in the vicinity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and
thatthe tomb—owners must have belonged to the royal aristocracy oftheXu State.
Then the author makes a systemic and thorough study ofthe inscriptions,types
and decorat ionsofXu State bronze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new vi ews.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bronze culture of the Xu State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pessessed rich cultura】connotations.For example,the bronze from
Mound No.3 at
Jiunudun contain elements of many cultures.In type,there
are the
ding tripod with
an inverted
dish—shaped cover.the swing—chained pot and
the
covered出口stemmed vesseIs commenly
seen on contemDoraneous
vestjg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Oi and Lu States
On the other hand among thefinds are the Tang
dins,z蛐vase.dragon—head—shaped
he
tripod
and/ou
pot
characteristie of
contemporaneous
tombs ofthe Wu andYue
graves Another type of bronze object
is
the
animal—head洲ng previously yielded mainly
from the territory of ancient Shu
ethnie group.Moreover,there
is a batch of bronzes
typiea]of
theXu
State,such
as the chime—bells decorate with winged—animal—shaped scrolls.ear一]ess 1eg一1ess
washing basin,burner tray with the base on a post—shaped ring foot.In decorative
style,one
can see elements of the
Rong and
Di cul Lures
In the
end,the
author
analyses
the
origin
and the characteristjcs of Xu
culture,he also di 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uand
Xu,and explains
the
legend ofXu Yanwang
in a new
way
Key words:Jiunudun
mounds of Pizhou
inscriptions
on bronzes bronzes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Xu State
刖 吾
在今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商周时期曾存在过一个徐国,文献中称徐
方或徐戎、徐夷,相传是少吴氏后裔所建立的国家。徐夷在东夷族中是势力最
强的一支,是商代晚期帝乙和帝辛的征伐对象和掠夺财富的目标。西周时期,
其势力向淮河流域扩展,成为淮河流域夷人势力的首领,作为东方夷人的代表
与周抗衡。春秋时期的徐国夹在齐、楚、吴三个大国之间,不时遭到它们的征
伐。徐王时而嫁女于齐侯(见《左传·僖公十七年》);时而又娶吴王之女为
妻(见《左传-昭公四年》):时而又送太子入质于楚(见《左传·昭公六年》),
依违于大国之间,处境十分艰难,最终还是难逃亡国的命运,在公元前512年
为吴所灭,徐王章禹率从臣奔楚,被楚子安置在夷,即今安徽毫县东南。此后,
徐国便渐渐从历史上消失。
徐从商初立国,到春秋末期灭亡,成文史达一千余年之久。如果加上立国
前的成长时期,则有更长久的历史。它不仅在开发徐淮地区乃至江淮一带起过
重要作用,为这一区域在战国乃至汉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南方地区吴、
越、楚,以至岭南地区民族文化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
中及其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
然而,关于徐国的文献资料极为缺乏。商代甲骨h辞与西周、春秋青铜器
上的铭文中只有简单的征伐徐夷、淮夷的记载。在《尚书》、 《诗经》、 《礼
记》、《春秋》及三《传》、《萄子》、《韩非子》、《竹书纪年》、《山海
经》,以及稍晚的《淮南子》、 《史记》和《后汉书》中对徐国的零星记载,
内容也大多仅限于征伐之事。
商周的灭亡与以徐夷为首的东方夷人的反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有所谓
“纣克东夷,遂殒其身”的说法,西周王朝也始终为徐、淮夷的不断反抗所困
挠。在商周中原王朝统治者眼中,强大的徐夷集团始终是一支足以与其抗衡的
势力。传统的史书以商周为正统,故他们所关心的只局限于与徐国的争斗,加
之相隔较远,西土人士对春秋以前徐国的状况也不能有真正的了解。有些记载
甚至夹有神话的荒诞成份,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徐偃王有筋而无骨”
之类。故史书中很难看到徐国内部的真实面目。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在徐人活动中心的淮泗流域,以及在长江以南的
苏南、浙江、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多次发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徐器,从实物
上证明了徐国文化的发达,并且让我们了解到徐人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是相当
广大的。但这些徐国考古材料多出于徐国本土之外,而且大都为零散出土,系
统性不强,较难反映出徐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如上所述,徐国史料的极端匮乏,
导致了徐国史研究必须主要依赖于考古材料,可以毫4i夸张地浼,如果没有考
古上的新发现,徐国史研究就不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徐国考古材料的缺乏
正是徐史研究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的重要原因。比如,徐困都城的位置就是一个
聚讼已久的问题,如果没有徐因域址的发现,仅凭文献记载很难判断孰是孰非。
同样,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大型徐国墓葬的出土,我们也很难对徐圈青铜文化
的整体面貌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i=}l。
徐国本土一直没有发现徐国墓葬和徐器的情况,直到1993年才告结束。1993
年初,江苏省邳舢1市博物馆对戴庄乡梁王城九女墩三号墩进行了发掘⋯;1995
年夏,徐州博物馆、邳l、1'1博物馆划‘梁王城遗址进行了发掘”1;同年,南京博物
院等对九女墩二号墩进行了发掘。‘’:i997年儿月~12』{,徐』、I,t博物馆、邵州博
物馆对九女墩四号墩进行了发掘⋯。这’系列发掘连同八卜年代{|;jJ在生产建设
中遭到破坏的九女墩五号、六号墩,出土了大量的徐幽文物,尤其是九女墩二
号、三号墩,出土了大批带有铭文的徐田青铜编钟及其它青铜礼器,结合相关
的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我们认为九女墩大墓群为春秋晚期徐国王族墓群,粱
王城与鹅鸭城遗址为春秋晚期徐国都城遗址。有了这批材料,我们就有条件能
够比前人更深入地了解徐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及其与周边地区文化的关系,能够
更完善地建立起徐国器物的标准器群,从而能够更准确地断定侩国器物的相对
年代。我们相信这一系列发掘将会激起人们对徐国史研究的兴趣,使徐国史研
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由于以上发掘材料大多仍在整理过程之中,很多重要材料尚待发表。这早
笔者主要就自己参加发掘所获得的,以及所了解到的有关情况作一较详细的介
绍,并根据这批材料对徐国史和徐国考古学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作一初步的
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1]-fL令远、陈永清:《江苏邳州市九盘墩三号墩的发掘》,《考古》2002年帮5期。
【2]盛储彬、姚景洲:《梁王城遗址揭示出一批重要遗迹与遗物》,中困史物报,1996年8f]4f__|,第1版a
[3]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二号墩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1期。
【4]刘照建、吴公勤:《邳州市九盘墩四号东周墓》,见《中斟考古学年燎1998‘1:》,艾物出版划,2000年.。
绪论 徐国历史和考古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一、研究徐国历史和文化的意义
徐淮夷在先秦时期常被中原人士视为叛逆的典型,如《生传·昭公元年》
有这样一句话:
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娩、邳,周有徐、奄。自无令王,诸
侯逐进,狎主齐盟,其又可壹乎?
作为夷人势力代表的徐圉,其之所以在商周时期屡次与中原正统王朝发生
冲突,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之外,文化上的差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夏商周时期,在蛮夷戎狄四裔非华夏人中,夷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是
最高的。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夏朝的对外关系几乎全部都是与东方夷人的
关系,夷、夏之间曾发生过旷日持久的战争,夷人还一度夺取过夏人的政权,
除了战争之外,它们之间也有长时期的和平相处。夷人同商周王朝的关系也是
时战时和,商王纣曾拥有亿兆夷人,最后还是因为夷人临阵倒戈而身死国灭,
周人虽多次征伐徐淮夷,但始终未能从根本铲除这一‘心腹之患,相反倒不得不
承认徐人僭号称王的既定事实。如《后汉书·东夷列传》:
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
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
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
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
由上可见,东方夷人在先秦时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去由于受封建if:
统思想的束缚及考古学条件的限制,学者们对夷人的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今
天我们理应摆脱封建_i_F统史学观念的桎梏,借助于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逐步
恢复夷人历史和文化的本来面目,以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议我国占代的历史和
文化。
在夷人族群中,以徐人势力最强、影响地域最广、活动时间最长,并建立
起了强大的国家,在有关夷人的文献材料方面也以有关徐人的最为丰富,因而
要想了解夷人的历史和文化,徐夷无疑足‘个最理想的研究剥象。研究徐国的
历史和文化会有助于我们加深了解夷、夏从相互争斗到相互融合的历史进程,
同时也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南方诸固尤其是吴、越、楚、群舒与徐国文化
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前人在徐国历史和考古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
由于史料的极端匮乏,徐团历史和文化研究}乏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解
放前,只有徐中舒、徐旭生、郭沫若等少数儿位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徐
国史或徐国铜器作过一些讨论,解放后也只有顾颉刚、蒙文通、李学勤、陈公
柔等少数几位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徐国史或徐困铜器略有涉及。这些著
名学者的研究各有独到见解。下面将他们在徐固历史和文化研究领域所取得的
成果综述如下。
徐中舒先生在清华大学圈学研究院所作的毕业论文《徐奄、淮夷、群舒考》
”3中对薄姑、徐奄、淮夷、群舒之间相互关系有着精辟的分析,认为这四者之
间关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个观点与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有颇多吻合之
处。
徐旭生先生在其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专门辟出一章的篇幅来
讨论徐国历史上诸如徐偃王、徐楚关系等若干重要问题,对与徐国相关的史料
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整理。
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陶录考释》。“一书中,对徐困青铜器和徐国
文化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徐楚乃南系青铜文化之代表。
顾颉刚先生在《徐和淮夷的迁留》“I一文中对徐和淮夷的迁徙、流变作了详
细的考证,并在潘光旦先生所作研究的基础上,对徐与浙、闽、赣一带畲民的
渊源关系作了令人信服的考证。
蒙文通先生在《越史丛考》“1的结浯中指出,“徐戎久居淮域,地接中原,
早通诸夏,渐习华风⋯⋯徐衰而吴、越代兴,吴、越之霸业即徐戎之霸业,吴、
[1]见徐中舒
[2]徐旭生:
[3]郭诛若:
[4]颐颉刚:
[5]蒙文通:
《薄姑、徐奄、淮夷、群舒考》,《四川人学学搬》1998年第3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1985年。
《两周金文辞人系幽录考释》.f.海古籍出版利.,1999q::。
《徐和淮夷的迁留*,《文史》第三卜.辑,中1挣0 5局,1990年。
《古族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
越之版图亦徐戎之旧壤,自淮域至于东南百越之地,皆以此徐越瓯闽之族筚路
蓝缕,胥渐开辟⋯⋯”。蒙文通先生的这一论断值得重视,它正为越来越多的
考古发现所证实。
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1一书和《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
的发展》“3一文中结合文献首次对从粗王到章禹其五位徐王的世系作了排列,
并对若干徐器进行了科学的分期、断代;他在《春秋南方青铜器铭文的一个特
点》”3中指出春秋时期,以徐国为代表的南方列国青铜器铭文与中原和北方相
比一个重要差异是,南方列国铭文“器主常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先世的名号,
最多见的是某人之孙、某人之子,少数还有记出其它_IfIL缘关系,以至君臣关系
的”。
陈公柔先生在《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及其他》⋯一文中较系统地对徐器
的纹饰、形制作了类型学的研究,他将徐国铜器分为口q群:徐二Fj}量鼎器群,庚
儿鼎器群,徐王义楚器群和留鼎器群:将徐国铜鼎分为沿耳浅腹鼎,附耳深腹
鼎和汤鼎三类:将徐器纹饰分为兽面纹,蟠虺纹与蟠螭纹,以及三角纹填以勾
线云纹三类。这是迄今为止所见研究徐国青铜器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一篇论文。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存徐人滔动中心的淮泅流域,以及在长江以
南的苏南、浙江、江两、湖南和湖北等地多次发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徐器,每
当有徐国铜器出土或发现时,总会有一些研究徐国史和徐圉铜器的文章紧接着
发表,如彭适凡、蕾锦炎、董楚平、刘彬徽、李家和、刘诗中、顾孟武、李修
松、万全文、王迅、李世源等先生在这方面的论著均颇有见地。
彭适凡先生在《有关江西靖安出二L徐国铜器的两个问题》”’中首次依掘徐器
铭文的字体特点将若干典型徐器分为四期。他在《淡江西靖安徐器的名称问题》
01中,根据徐器铭文材料对盥盘、炉盘及炭箕等类器物的名称进行了规范。
曹锦炎先生在《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通过对绍兴
306墓所出铜器进行分析,认为该墓与徐人势力进入浙江有关。他在《春秋初期
[1]李学勤: 《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
[2]李学勤: 《从新出青铜器看c乏江下游文化1的发展》《新Ⅲ青幸阿器研究》.文物Ⅲ版社,1990年。
[3]李学勤: 《春秋南方青铜器铭文的一个特点》,见马承源主编《是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空集》,香港
两木出版社,1998年。
[4]陈公柔:《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及菇他》,见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香港
两木出版社.1998年。
[5]彭适凡: 《谈江西靖安徐器的名称问题》.
《文物》1983年6期a
[6]彭适凡: 《有关江西靖安出土徐国铜器的两个问题》,
《江西历史文物》1983年第2期。
[7]曹锦炎: 《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文物》[984年第1期。
越为徐地说新证》“1和《越王姓氏新考》“1中,结合考占、文献、方志等多方面
材料,证实郭沫若先生关于“春秋初年之江浙,殆尤徐七”的推论,还证实了
越王室与徐国的(者旨)诸暨氏有关。
董楚平先生在《吴越徐舒金文集释》口】一书中对徐国金文作了较全面、系
统的收集和整理,并对若干铭文的解释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还在《金文鸟篆书
新考》14J一文中首次对带有鸟篆铭文的《徐王义楚t JJ>>作了介绍。
刘彬徽先生在《吴越地区东周铜器与徐楚铜器比较研究》”’一文中,从器物
的组合、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对吴越铜器与徐楚铜器作了多角度的比较研
究,并根据器物的形制、纹饰特点指出出土于六和程桥Ml的臧孙钟、M3的罗儿
匝当是“铸器于吴国,而器主之族属则为徐人”,这一观点值得重视。
李家和、刘诗中先生在《春秋徐器分期和徐人活动地域试探》”1一文中对部
分徐器作了分期,并根据徐器的出土分布情况对徐人的活动地域进行了探讨,
认为“春秋中晚期以降,徐人不仅确实迁来江西赣江流域和江浙一带,而且足
迹也可能达到的湘江流域和广东地区”。白唪(李家和)、刘林先生在《从靖
安、贵溪出土徐器和仿铜陶器看徐文化对南方吴越文化的影响》‘~文中,通
过将靖安、贵溪出上徐器和仿铜陶器与湘、赣、浙、苏等地同时期相似器物进
行比较研究后,认为“在江南地区的春秋时期,除了湖南而外,楚文化的影响
可能远不及徐文化影响的深远”。“徐人文化和势力很有可能是先于楚人而入
于江南的,而后才逐渐为楚人和楚文化代替,并最终灭予楚”。
顾盂武先生在《有关淮夷的几个问题》”L一文中,对淮夷与九夷、淮夷与西
周王朝、淮夷与徐、舒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最初还
是徐从舒出,皋陶偃姓,而群舒为偃姓国,自为嫡支。少吴集团中偃、赢之别,
即为区分‘嫡’ ‘庶’而起⋯⋯徐之社会发展程度既然高于群舒⋯⋯它当然不
[1]曹锦炎:《春秋初期越为徐地观新证》,《浙江学刊》1987年帮l蛔。
[2]曹锦炎:《越王姓氏新考》,见《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辑,中华{0局。
[3]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4]董楚平:《金文鸟篆书新考》.《故宫学术季刊》(台湾),第12卷第l期,1994年。
[5]刘彬徽:《是越地区东周铜器!,徐楚铜器比较研究》,见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
香港两术出版社,1998年。
[6]李家和、刘诗中:
《春秋徐器分_|{li和徐人活动地域试探》,
《江1):l}扔史史物》1983年第i期。
[7]自坚、刘林:
《从靖安、贵溪出士徐器和仿铜陶器看徐文化对南方兑越史化的膨响》.
《}工西肌史
文物》1981年。
[8]顾盂武: 《有关淮夷的几个问题》,
《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
希望在自己的国名上再有什么鸟图腾的残迹,而力图加深徐与群舒的鸿沟了”。
李修松先生在《淮夷探论》⋯、《徐夷迁徙考》”1和《涂山汇考》。”三文中
对淮夷的族源、淮夷的分支、淮夷的历史地位、涂dj氏与徐夷的关系、徐夷的
迁徙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考证,认为徐人是淮夷势力的代表,涂山氏即夏以前
的徐夷,怀远、绍兴、江州三地的涂LJ』均与徐人的迁徙有关。
万全文先生在《徐楚青铜文化比较研究论纲》“。、《徐围青铜器略论》”1和
《徐国青铜器研究》”1三文中对徐、楚两国青铜器从二者分布地域、出土数量、
器形、纹饰风格、器物组合方式、社会、文化前景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
他认为从徐器中保存有较多商文化因素可以看出徐人较为保守、恋旧。
王迅先生在《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一书中,在广泛收集和系统整
理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分夏、商、周三个阶段对东夷文化和淮夷文化进行
了论定,并结合传说和文献对东夷和淮夷各分支族系的源流进行了考证,对夷
人的礼俗也作了初步的探索。他认为“徐国铜器与群舒故地出I二的铜器,在器
形、花纹等方面,也存在着:j{=同特征⋯⋯徐夷在两周、春秋时期使用的文化主
要是淮夷文化”。
李世源先生的《古徐国小史》”L‘书,是研究徐幽史的第一部专著,作者
主要利用文献资料对徐族的起源、徐与商、周王朝及齐、鲁、吴、楚等国的关
系进行了探讨,论证了“虎方”即“徐方”说、徐夷、淮夷为部落联盟蜕。
当然研究徐国历史和文化的论著还有很多,出于受本文体例所限,这里只
能就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简要的介绍,难免会有挂一漏万之嫌。尽管如此,
我们仍可从上面的介绍中大体了解到前人在徐国史和徐国铜器研究领域所取得
的主要成果。
总的来看,尽管如上所述,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
其它先秦中原之外的其它区域文化研究(如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
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相比,徐文化研究是相当滞后的,这种状况与徐国在先秦时
【1】李修松:《淮夷探论》.《东南文化》,1991年第l期。
[2]李修松:《徐夷迁徙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3]李修松:《涂山汇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万全文:《徐楚青铜文化比较研究论纲》,《东南文化》1993年第6期。
[5]万全文:《徐国青铜器略论》,《文物研究》总第7辑,黄山书社,199i年。
[6]万全文:《徐国青铜器研究》。《故宫文物月刊》(台湾)第16卷第l期,1998年。
[7]王迅: 《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f81李世源: 《古徐国小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相比是极不相称的。
长期以来,由于受考古学条件的限制,徐困历史和文化研究中有很多关键
问题,如:徐国都城的位最、徐国大墓的形制、礼器的组合、青铜文化的整体
面貌等都无法得以解决。学者们在对徐围历史和文化进行研究时常有“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的慨叹,证如陈公柔先生在《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及其他》
“3~文中所说的那样,“迄今为止,还未能见到一座完整的,可以指出确为徐国
的墓葬⋯⋯因此,不能知道作为随葬礼器的组合方式,共出遗物以及进一步考
察其文化内涵”。徐中舒先生在生前之所以一直没有将其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毕业前所作得意之作《徐奄、淮夷、群舒考》拿出来发表,很可能就是出于浚
文结论尚缺乏充分、必要的考古材料相印证的考虑,所以尽管指导该文的梁启
超先生对这篇论文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该文“从音训及会文款识以贯串传注,
精思独辟,有左右逢源之乐”,但是在没有找到充分的考古学材料相印证时,
徐老宁可将这篇论文一商珍藏起来,也不愿轻意拿出发表,以免万一推论不慎,
误导学人。徐先生的这篇论文最后是其家人在他去世后,才从他书箱底发现,
然后交由《四川大学学报》发表(题目改为《薄姑、徐奄、淮夷、群舒考》01),
前辈学者治学态度之谨严由此可见⋯斑,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徐老这种严谨求
实、淡泊名利的学者风范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这件事同时也从另外一个侧面
反映出治徐国史者单凭自身力量所无法克服的~个困难,邡就是相关徐国考古
材料的极端匮乏,这个不利因素严重地制约了徐闰历史和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而这也正是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的症结所在。
三、徐国考古学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上所述,受考古学条件的制约,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中有很多关键问题
如,绘国都城的位置、徐国大墓的形制、礼器的组合、青铜文化的整体面貌、
徐国王族的世系等都无法得以解决。而且对徐偃王的时代、徐国文化与群舒、
吴、越、楚等文化之问相互影响的关系、及若干重要徐器铭文的考释等问题.
学术界长期以来也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
我们认为要想将徐国历史和考古学研究推向深入,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上
【1】陈公柔:《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及其他》
木出版社,1998年。
[2]徐中舒: 《薄始、徐奄、淮隽、群舒考》.
见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香港曲
《(_:【|川大学学报》1998年蚺3期。
13
述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则还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考古材料的发现
和研究。
四、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是由点及面,由个案推及一般。我们先从对江苏邳州
九女墩三号墩考古发掘材料进行整理入手,通过对该墓所出《芦强乍编钟》铭
文的考释,并参照对该墓所出其它器物所表现出的时代特点和地域风格的分析,
指出这是一座徐国王族墓葬。由于该墓形制及所出器物与九女墩二号墩十分相
似,我们又对《塔义巢编钟》的铭文进行了新的考释,认为该钟应为徐器,结合
其它相关因素,我们认为九女墩二号墩也是一座徐国王族墓葬,进而又得出邳
州九女墩大墓群为徐国王族墓群的结论。接着联系史籍和地方志中的相关记载,
我们对九女墩大墓群附近的梁王城、鹅鸭城遗址的性质进行了考证,认为它们
与春秋时期徐人在这一带的活动有关,很可能是徐国的都城。然后又结合邳州
九女墩大墓群的考古发掘材料,对徐固金文和徐国青铜器进行了较为全面、系
统的分析和整理,对若干有争议的徐国金文和徐国青铜器进行了新的考证。在
此基础目戈们对徐国金文和徐国青铜器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并对徐文化
和徐国的社会状况作了初步的探讨。
本文在方法上以王国维先生所率先倡导的“古史二重证”的方法为指导,
以考古材料为基本素材,紧密结合文献记载和铭文材料,同时参照当地有关民
间传说和民族志材料,力争从多角度、多层次考证徐固古史和徐国青铜文化。
在对徐国金文和徐国铜器进行分期、断代时,我们先将‘部分有相对纪年的金
文和铜器(即器主人名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者,如义楚器群)作为标准器,然
后拿其与其它待确定年代的金文和铜器相比较,同时参照别国年代较明确的铜
器,来定出这部分待确定年代的徐国金文和铜器的相对年代。在对梁王城、鹅
鸭城遗址的性质进行考证时,我们以相关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为主要依据,同
时还引用了《左传》、《后汉书》、
《水经注》、 《邳州志》和《邳志补》等
文献记载进行印证,并结合古文字材料和当地有关的民间传说进行论证,最后
得出梁王城、鹅鸭城遗址为春秋晚期徐困都城遗址的结论。
第一章徐国贵族墓群及都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第一节邳州九女墩徐国贵族大墓群的发掘与研究
九女墩二号、三号、“号、六号墩座落j1邳州前戴庄乡禹王山东北麓,位
于春秋时期古城址梁王城与鹅鸭城之间,硒北距粱王城2000余米,东距鹅鸭城
300米。四号墩距上述四墓东北约2公里,位丁二青岗山东北麓。由于九女墩三号
墩未被盗扰,资料比较完整,且材料尚未公开发表,故在这里作详细介绍。
(一)江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及相关问题
九女墩三号墩封土墓位于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西约2公里处,处在禹王山与
青岗山之间的低缓山坡上,其东约60米为九女墩二号墩⋯,其东南250米处为鹅
鸭城遗址,其西约2公里处为梁王城遗址,这一带分布着十余个封土堆大墓,当
地传说是梁王九个女儿的坟墩,俗称九女墩,1993年春邳州市博物馆发掘了九
女墩三号墩(附图一),编号为93PJM3(下文简称M3)。
1、封土与墓葬形制
M3封土呈馒头状,发掘前高出地面约3米(1959年文物普查时高出地面约8
米),底径约35米。墓的封土分为三层(附图72)。
第一层为耕土层,厚20一40厘米。黄色沙土,土质疏松。
第二层为夹沙五花土层,厚2.8—2.9米。填士均经过层层夯实,夯窝密集,
清晰可见,每隔20—30厘米为一层。此层下发现墓葬开口。
第三层为黄褐色夹沙土层,厚2—3.5米。
第三层下为黄斑生土层。
墓葬平面略呈方形,东西长9.8—11.6、南北宽9.5、深3.卜3.2米。墓室可
分为前室、主室、侧室、兵器车马器坑、陪葬坑及生士祭祀台等部分。墓底四
周留有60厘米宽、80厘米高的生土二层台。主室内有朽烂的棺木板和板灰痕迹,
[11南京博物院等:《江I;5j、省邳州市九女墩二号墩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儿期。
板灰宽约4厘米。除主室外,其它各坑、室均有用席铺地的痕迹。墓室四壁涂有
一层红泥浆,光滑油亮,红光耀眼(附图二)。
前室位于墓室南部,东西长5.6、南北宽4米。内有人骨4具(编号为PG卜4),
头向均朝北,为仰身直肢。乐器及大部分礼器均出自前室,主要有编甬钟、镩
钟、钮钟、石磬、铜鼎、豆、盘、炉、锯、锛、镰、削、杖饰、陶罐、鬲等,
共75件(组)。
主室位于前室的北部,东西K3.5、南北宽3.2米。主室四周筑有宽20一30、
高约80厘米的土墙,室内有一棺一椁的板灰遗迹。内有两具人骨架痕迹(编号
为YGl—2),仅见白色骨狄。主室随葬品主要有铜剑、削、玉璧、璜、串珠、海
贝、陶罐等,共39件(组)。
兵器、车马器坑位于主室北部,内有人骨一具(PGI i),葬式为侧身直肢
面南,头向朝西,头旁置一陶罐、一纺轮。尸首用席包裹(该墓除墓主有棺椁
外,其余人尸骨均只用席包裹,下同。)该坑出有铜戈、钩、矛、镞、削、辖、
軎、辕饰、马衔及角镳等,共178件(组)。
东侧室内有人骨三具(PG8 10),头向均朝西,为仰身直肢,头旁均各置
一陶罐、一纺轮。东侧室的东部为掏洞而成。西侧室内有人骨三具(PG5—7),
头向均朝北,为仰身直肢,中间一具头部置铜尊、盘、壶各一。其余两具头旁
均各置一陶罐、一纺轮。
在墓室的西侧分布着南、北两个陪葬坑,北陪葬坑内有人骨三具(PGl2—14),
头向朝东,仰身直肢,头旁均各黄一陶罐。南陪葬坑内有入骨两具(PGl 5—16),
西边一具头向朝北,东边一具头向朝南,为仰身直肢,头旁均各置一陶罐。南
陪葬坑西侧有两级台阶,上接在墓壁上做出的由墓室西南角向西北角延伸的宽
约60厘米的斜坡墓道。在南陪葬坑与前室之间有一长方形生土台,长2、宽1.5、
高1.3米,上面堆放有大量的动物骨骼,有烧过的痕迹。
2、出土器物
出土器物共计310件(组),种类有青铜器、石器、陶器、骨角器、玉器等
(三号墩部分器物图见附图三至七)。
(1)青铜器
共222件。保存较差,多未复原。器类有鼎、鬲、豆、壶、尊、盘、编钟、
戈、剑、镞、锯、削、车马器等。
鼎6件,分四型。
A型,兽首鼎,1件,M3:41,附耳,口曲,深腹,底较平缓,三蹄形足较矮
小,鼎前伸出一兽首,圆目突出,兽首上耸两犄角,角上饰羽翅式兽体卷曲纹,
内填三角形霄纹,颈、腹交界处饰一周绳纹,颈、腹部均饰蟠蛇纹。兽首内空
与鼎腹连接,兽嘴无孔,不起流的作用。鼎后有脊棱作尾。底有烟炱痕迹。口
径20、通高23.6厘米。
B型,罐形鼎,l件,M3:39,直口,方唇,短直颈,鼓腹、圆肩,圜底,三
蹄形足较粗矮。肩上有两耳,为圆雕立虎形状,虎身下穿有套环。肩上饰一周
三角纹,内填云雷纹。肩及腹部有四道绳纹。腹部饰以二角云霄纹组成的菱形
纹。底为素面。覆盘形平盖上饰以菱形图案为地纹。以两蟠螭头回首相顾而形
成的环钮为中心,盖上铸有立雕虎、鹿四组,一、二组分别为四立虎两两相对,
第三、四组分别为四虎四羊,虎与羊间隔着排列立于盖的边缘。鼎肩部有铭文,
惜残泐过甚,无法识读。底部有烟炱痕迹。[】径22.4、通高33.8厘米。
C型,汤鼎,1件,M3:62,小口、短直颈、扁球形腹、三蹄形足、肩上有两
环状立耳作双头蟠螭曲体拱背之状,蟠螭为方头、竖耳、厕腈、鳞纹颈。覆盘
形平顶盖中央有一桥形钮,边上另置三个两头翘起立兽形圆钮。底有烟炱痕。
口径19、高32.8厘米。
D型,盆形鼎,3件,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大小依次递减。M3:35,子母口
内敛,有两长方形附耳立于肩h微侈,弧壁内收成圆底,三蹄形足根部饰羽
翅式兽体卷曲纹。通体饰有细勾连雷纹,腹部有一周绳纹,底部有烟炱痕迹。
覆盘状弧形盖面上饰勾连雷纹,上有三圆形钮。口径29、高24.8厘米。
鬲,1件,M3:38,仅存口沿,子母口,束颈,口径20.8厘米。
方形器,l件,M3:50,为上下两长方形盘状器台铸而成,底有四足,上盘
四项角呈攒尖状向外撇出,F盘四面均无堵。通体无纹饰,长21、宽16.7、高
11厘米。
豆,5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M3:54,子母口,腹较深,柄细长,喇叭
形豆把,豆把中空,圈足下部直折。盖呈覆碗状,有圆饼状捉手。通体素面。
口径17、高19.6厘米。
壶,l件,M3:64,方唇敞L],口沿外撇,颈部较艮,腹部较鼓,束腰平底。
肩部有两蛇形环钮,套有十个环相连组成提链,盖上亦有两环钮,各套一铜环,
与提链套起。提梁呈两蛇曲体拱背之状,盖上饰蟠蛇纹。壶颈饰一周交龙纹,
腹部饰交织套结成网格状的络纹,将腹部分成三段数小区,各小区内填蟠蛇纹。
口径10.4、高24.4厘米。
尊,1件,M3:79,三段式尊,侈口,高颈,斜肩,扁鼓腹,高圈足外撇,
下接高l厘米的直裙,颈下端和圈足上端各饰一周细密的锯齿纹和纤细的交连云
纹。腹壁上、下以连珠纹为栏,其间满饰双钩变形兽面纹,在扁薄突起的细道
之间配以细线纹,并布满极细小的棘刺纹。棘刺已断,仅存根部。残口径19.6、
残高18.7厘米。
龙首岙,l件,M3:49,直口,圆鼓腹,三蹄形足,圜底。流为龙首状,龙
头上两犄角上卷,头上饰羽翅式兽体卷曲纹,颈及胸部饰有鳞纹,胸下有一周
绳纹。錾为透雕立龙状。口径15.6、通高19.4厘米。
彝,l件,M3:5l,形制硕大。直口,折沿,短颈,圆肩,深腹,平底下承
三个小短足,肩饰一周三角形纹,内填变形蟠蛇纹,有绳纹四道将腹部分割为
三个区域,内填细密的蟠蛇纹。基底印有席纹。Ef径33.5、底径3l厘米。
缶,1件,M3:55,仅存缶底。圈足,底印有席纹。底径17厘米。
盘,5t$,大小、形制、纹饰基本相同。M3:34,口沿方折,颈略收,肩稍
斜,腹部直缓,平底,腹部饰两道绳纹,颈、腹部均饰细密、整齐的蟠蛇纹。
腹下部饰两周三角纹,内填蟠蛇纹。口径25.2、高8.8厘米。
炉盘,1件,M3:53,整体厚重,形制较大。分盘体和底座两部份。盘为直
口,折沿,斜折腹,平底。盘口沿两面各爬有一虎,前二爪抓盘口沿,嘴衔盘
沿,虎耳竖立,尾巴翘起。盘肩有两环形钮,套有提链。颈、肩部饰蟠蛇纹。
底座为长方框,上置有二十余根小支柱(因缺一角,故不知确数),一端接方框
底座,另一端承盘体。长52、宽38、高26厘米。
杖饰,--N,M3:60,分杖首和杖镦两部分,均饰浮雕交龙纹,杖首顶端
有蘑菇状突起,其内均插有木棍。杖首长8、直径3厘米。杖镦长1l、直径3厘米。
编钟共计19件,M3:1~19,其中甬钟4件、镩钟6件、钮钟9件。
(测量数
据见附表一至三)。
甬钟,M3:1~6,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甬为八棱柱状,
内存红色陶土范芯。甬上端稍细,下部渐粗,斡、旋俱各。铣棱略显弧度,铣
角部微微内敛。鼓部较阔,于I:I弧曲稍大。甬面、衡部饰细密的羽翅式兽体卷
曲纹。钟体表面以阳线框隔枚区,枚作二节圆柱状。钲部素面,篆间和鼓部也
饰羽翅式兽体卷曲纹,其细部填饰卷云纹、栉纹及三角纹。舞面纹饰与鼓面相
同,十分精致。各甬钟于口内均有调音锉磨痕迹,且四侧鼓部内面均有修长的
音梁,长15.5至21厘米,宽3.7至1J4厘米不等。
镩钟,M3:7~10,形制、纹饰基本一致,大小相次成一组。上为扁形复钮,
由两对大龙及两对小龙纠结而成。平舞、平于口、铣棱直。纹饰华丽精致,与
同出甬钟一致。阳线框隔枚区,枚呈螺旋形,篆间饰细密的羽翅式兽体卷曲纹,
舞及鼓部饰羽翅式兽体卷曲纹,细部填云纹、栉纹、三角纹等。编镩于口内铸
有内唇,唇呈带状,唇上有调音时留下的锉磨痕迹。其中1号镩内唇因调音而锉
磨几尽,49镩也有很清楚的调音锉磨痕迹,2号铸内唇大部留存,但锉磨痕迹
也很明显。
钮钟,M3:11~19,形制、纹饰基本一致,大小相次成~组。钟体厚实,
声音宏亮,表面锈蚀较轻,铜胎较好。长方形钮,铣棱齐直,于口弧曲较大。
钮为素面,舞、篆间均为夔龙纹。鼓部为交龙纹,两两相对,龙身以雷纹为地,
十分精致。钲部及两铣均有铭文。,L钟铭文大体相同,仅行款略有差异,各钟
铭文均有残泐,合各钟可得铭文如下:
唯正月初吉丁(亥),徐王之孙审议乍,择其吉金,铸其和钟,以享以
孝,用蕲眉(寿),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枚作螺旋形,有36枚。11~13号钟内腔平整,四侧鼓部内面均有音塬残痕,
形状为椭圆环形,略高起。于口内沿有明显的调音锉磨痕迹,正鼓部较深,两
铣较浅。14一16号钟口部锉磨较甚,正鼓部极薄。17、18号钟音塬明显高隆,
正鼓部于口已锉磨得很薄,两铣角也锉磨较甚。19号钟保存了较完整的内腔音
塬结构,未作太大的调音锉磨,音塬高隆完整,于口部铜胎厚实。该组钮钟均
能发音,音质很好。这三套编钟均为经过钟师精心制作、反复调试过的实用乐

剑,3件,分三式。
A式,M3:91,圆盘形剑首,剑茎呈多棱形,上有两道凸箍,茎上缠以丝绳,
剑格上镶以绿松石,剑身满饰白色鳞形暗纹。两从斜弧于近锋处收狭,然后前
聚成锋。长45.6、宽4厘米。
B式,M3:93,剑茎尾部残,有两道凸箍,有剑格。中脊起线,两从斜弧,
双刃略里弧形,于近锋处稍收,然后前聚成锋。长47、宽4厘米。
9
c式,M3:92,圆盘形剑首,剑茎光滑无凸箍,圭形剑身,近锋处无明显收
束,锋尖折断。出土时有剑鞘,已朽。长50、宽4厘米。
戈,13件,分三式。
A式,21牛。M3:123,戈援较长,微弧,锋呈三角形,胡部有三个锋利的小
孑刺。胡上有四穿。通长33厘米。
B式,2件。M3:125,与A式基本相同,只是胡上没有小孑刺,胡上有三穿。
通长23.2厘米。
c式,9件。M3:97,援部宽扁,近锋处无明显收束,胡部较宽,胡上有三
穿。通长24厘米。
钩,2件。分两式。
A式,1件,M3:128,钩下有三个锋利的小孑刺。通长14.9厘米。
B式,1件,M3:124,钩下有两个锋利的小孑刺。通长M.2厘米。
镞头,80枚,分两式。
A式,29件,M3:132,头呈菱形,后柄较长,尾为粗棱。长7.9厘米。
B式,5】件,M3:112,头呈菱形,有燕尾形长翼。长7.4N米。
鳟,l件。M3:122,套于戈、矛柄之下端,以便插于地上。呈圆椎管状,
头尖圆。内有残柄。长16厘米,后孔径3.2厘米。
锄,3件。M3:43,装柄处有一孔。长16.5厘米。
锛,4件。M3:52,有刃、光面,銎上有木柄。为双范合铸而成。长14.6厘
米。
铲,2件。M3:130,长方形銎,宽体,方肩,平刃。跃11.4、宽8.5厘米。
镰,4件。M3:47,直口,圆头,后有装柄用的圆器,镰面上饰篦纹。长i3.8、
宽3厘米。
锯,1件。M3:42,青铜锯片嵌入有柄的木条之中,木柄上有两凹槽,锯齿
细密。连柄长34.8厘米。
凿,I件。M3:45,长方形器,狭体,弧刃,刃部两侧略翘起。长i1.9、宽
】-8厘米。
削,6件。分三式。
A式,l件。M3:48,柄首为椭圆形环状,平背,平刃,锋尖较钝。长21.9、
宽2.3厘米。
B式,1件。M3:46,柄首为横条状,背微n。长26.7、宽l厘米。
C式,4件。M3:44,氏条形柄,无柄首,平背,刃微凹。长25.9厘米。
车饰件,分两型。
I型,4件。M3:i06,长方筒形,下端有六齿,中部有一把手。通体饰饕
餮纹,齿上饰蝉纹。长18厘米。
II型,2件。M3:102,扁方筒形,下端有六齿。通体饰粗犷勾连云纹,齿
上饰蝉纹。长9.6、宽6、厚2,2厘米。
辖、軎,16套。M3:116,軎为圆筒形,两侧有辖孔,通体饰细鳞纹。辖为
长条形,一端呈兽首状。高6.8、上径4.9、底径7.8厘米。有些辖、軎在尺寸、
纹饰上略有不同。
马衔,22件。M3:118,两端为两扁圆环,由两小环相连,直杆状环柄。长
22厘米。
连环,6件。M3:121,大小两环相连,大环直径7.6厘米,小环3.8厘米。
方扣形带具,5件。M3:126,扣的中部为长方形,一端柄呈鸭首状,另一端为
弯曲的勾状细管,其上套有一环。长】2、宽6厘米。
(2)石器
石器共14件,器类有编磐和鼓槌头。
编磬,13件。均为青狄色石灰岩磨制而成,形制相仿,大小依次为M3:20一32。
形制为曲尺形,有倨孔,磬体修长,鼓部较狭长,股部较宽、较短,鼓股大致
呈股二鼓三的比例。其测量数据见附表四。
鼓槌头,1件。M3:72,为一椭圆形石球,中间钻有网孔,以供装柄,高3.7、
孔径2厘米。
(3)陶器
陶器共25件,可分泥质陶、印纹硬陶和纺轮三类。
泥质陶器型有:罐、鬲、笳等。
罐,l件。M3:94,泥质褐陶,圆唇敞口,斜折沿,束颈,上腹及肩部圆鼓,
下腹斜直,平底。肩上浅刻一周网状菱形方格纹。口径16.2、高18.6厘米。
鬲, 1件。M3:73,泥质黑陶,平唇直口,束颈,三足较直,弧裆、尖足,
足尖较平,鬲身无纹饰。口径11.2、高7,6厘米。
印纹硬陶器型只有罐,分为两式:
A式,14件,形制相同, 大小不一。M3:40,圆唇直口,折肩,双侧有对
称的筒状双贯耳,腹微鼓,下腹较直,平底,器身印满细密网格纹。高20.1、
口径12.7、底径ll厘米。M3:68,高8、口径6、底径6.2厘米。
B式,2件。M3:71,圆唇直口,折肩无耳,腹圆鼓,平底,有三乳丁足,
通体印满细密网格纹。高6.I、口径6.2、底径6.5厘米。
纺轮,6枚,泥质灰陶,M3:66,直径2.5、厚L 8、孔径0.5厘米。
(4)骨角、贝、玉、水晶器有:
鹿角饰,M3:61,为梅花鹿角,根部连着头盖骨,上面用红色颜料绘有三角
纹、云雷纹等图案,角上钻有一圆孔。
角镳,】4件。有弧度, ‘端呈尖状,截面呈八枝形,卜面绘有网状纹、锯
齿纹、点线纹、三角形云雷纹等。镳上凿有二至三个长方形穿孔。M3:¨9,长
22.4厘米。
海贝一组,M3:82,数干枚。放于主墓室内。背部均磨平,多数已朽。
玉瑗,2件,有纹饰。M3:88,边有f”1棱,上饰有云气纹,外径6.7、内径
3.2、厚0.5厘米。
玉璧,3件,素面。
水晶环,两枚。M3:80,光洁、透明,外径2.4、内径j.5、厚0.5厘米。
玉璜,25件, M3:83,中间有一小孔。长lo 8,宽2.5厘米。
玉串珠,一组,30颗。M3:84,椭圆形。
3、几点研究
(1)时代与国别
根据钮钟上的铭文及这批器物所表现出地域风格和时代特征,结合梁王城、
鹅鸭城及九女墩墓群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并对照《左传》、《后汉书》、《水
经注》及《邳州志》等史书和地方志中对徐人后期活动的有关记载,我们认为
这是一座春秋晚期徐国王族墓葬。
从时代上看,带覆盘形弧盖的盆形鼎与洛阳中州路东周第三期墓M2729:
35“1、曲阜鲁故城甲组春秋墓M116:4”3、邳州九女墩二号墩所出铜鼎相仿。壶
[I]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科学出版社,1959年。
[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则与长岛王沟M1:3相似⋯。豆与洛阳中州路东周第三期墓M2729:31、洛阳哀
成叔墓所出之豆“。、曲阜鲁国故城甲组春秋墓M115:3相近。A式、B式铜剑与洛
阳中州路M2729:20相近,C式剑与M2719:86相近。钩与河南省汲县山彪镇Ml:
56之二相似”1。汤鼎、尊、盘与绍兴306墓所出相近“1,
兽首鼎与舒城凤凰嘴春
秋墓所出相似53,甬钟在形制、纹饰上与王孙遗者钟相近“3。镩钟与俦儿钟、≯允
儿镩、遣郊镩相近。钮钟则与违邡钟、臧孙钟相仿”1。石磬与丹徒北山顶”1、
侯马上马村13号墓所出相近”1;陶罐与洛阳c刊刊路东周第二期墓M472:4相仿;
印纹硬陶罐与六合和仁东周墓””、丹徒横山馒儿墩DI{M:1相似⋯。。以上器物年
代大多为春秋晚期,而且与该墓相邻的九女墩二号墩的时代也为春秋晚期,两
墓所出器物的时代风格接近,由此可推断该墓的时代为春秋晚期。
钮钟上的铭文“⋯徐王之孙P强乍,择其吉会,铸其和钟⋯”已明确地交待
了器主的身份和国别。甬钟、镩钟通体均饰具有明显徐器装饰风格的羽翅式兽
体卷曲纹,此二组编钟也应为徐器。所出汤鼎和盘与绍兴306墓出的徐具肴尹彗汤
鼎和盘形制相同。“,所出盟盘和炉盘与江西靖安出土的徐王义楚盟盘和徐令尹
者旨留炉盘相近““。其他器物如兽首鼎兽犄角、龙首需龙头及部分鼎足等上的
羽翅式兽体卷曲纹,在春秋晚期徐国青铜器上都有着广泛的应用。饰于钮钟、
壶、蘑、杖饰等上的交龙纹,饰于覆盘形弧盖鼎上的勾连雷纹,饰于盆、兽首
鼎等上的蟠蛇纹,以及用作主体纹饰界隔的绳纹、锯齿纹、连珠纹、络纹、三
角形雷纹等都是春秋晚期徐国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由此可见,这批铜器带有
明显的徐器风格,结合其他相关因素,我们认为这是一批徐国器物。
(2)墓主的身份
该墓出有三套编钟,另出有一套编磬,如此齐备的乐器组合,在春秋战国
[1]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长岛乇沟东周墓葬》.
《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2]洛阳博物馆:《洛阳裒成叔墓清理简报》, 《文物》1981年第7期。
[3]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
[4]浙江省文管会等:《坌弭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 《文物》1984年第1期。
[8]安徼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出土的铜器》.《考古》1964年第10}Ilj。
[6]容庚、张维持: 《殷脚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
[7]马承源、王子初(主编):《中国音乐文物人系r』:海卷、江棼卷》.人象⋯版社,1996年。
[8]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
《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台刊。
[9]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山西侯马l:马村东周墓葬》,
《考古》19634#第5期。
[10]吴山菁:《江苏六台县和仁东周墓》.
《考古》1977q:第5期。
[11]南京博物院等:
《江苏丹徒横山、华山士.墩墓发掘报告》, 《文物》2000lb第9期
[12]同[4]。
f131江西省历史博物馆、靖安县文化馆:《江西靖安tJ'土春秋徐国制器》,
《文物》1980年第8期。
墓葬中是较少见的。王世民、蒋定穗先生认为,“当时贵族享用编钟、编磬的
组合,确实同他们身份的高低有密切关系。大体说来,只有国君和个别上卿(其
间或有僭越),方能配置低音的大型镩钟或甬钟:”“春秋时期的楚及其邻近
地区,出土金石之乐的贵族墓,一般都是钮钟、镳钟和编磬三种,件数也相一
致,个别身份特高者方可享受甬钟。”“1M3同时配有火型甬钟和大型镩钟,说
明墓主的地位极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泼墓中,甬钟放于南侧,铸钟和钮钟置于东侧,编磬位
于北侧,三面围起,只留出西边一面缺口,这恰好同《周礼·小胥》中“诸侯
轩县(悬)”的记载相符,即:
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
宫县(悬)即四面悬,象宫室之四面有墙,轩县(悬)即三面悬,象车厢
之三面有堵。从这点看,M3采用的是诸侯轩悬的礼制。
大量的殉人、高大的封土堆、及众多的礼乐器、车马器和兵器均表明墓主
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另外,据有学者研究,在吴国墓葬中,权杖只出自王的
墓葬03。该墓所出杖饰或即为权杖的构件。与此相符,钮钟上有“徐王之孙p强
乍”等铭文。由以上可见,该墓墓主的身份非同一般,为徐国王室中举足轻重
的人物。从器物的时代特征上看,接近徐王义楚时期的具铭徐国铜器。义楚见
于《左传·昭公六年》:
徐仅楚聘于楚。
墓主的生活时代应处在义楚前后,即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前后。
九女墩大墓群及附近的梁王城、鹅鸭城遗址位于汉代武原县境内,据史料
记载,春秋时期徐人曾在这一带活动过。如《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
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至于败。乃北
[11王世民、蒋定穗:
《最近I-多年来编钟的发现与研究》,
《黄钟》1999年第3期。
[2]张敏:《江苏出十的商用青铜器》,见徐湖平主编《青铜器》.
i:海古籍⋯版礼,1998年
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
另据《水经注》卷二十五:
县(按:指下邳,位于今睢宁古邳镇)为沂、泗之会也。又有武原水注之。
水出彭城武原县西北,会注陂南,迳其城西,王莽之和乐亭也。县(按:指武
原县)东有徐庙山,山因徐徙,即以名之也。山上有石室,徐庙也。
又据《邳州志》卷十九
武原城去今城(按:指今邳城镇)十五里,汉县,属楚国,后汉属彭城国
晋宋固之。
由上可知, 《后汉书》所既的徐山、 《水经注》中所洗的徐庙Lh即今禹王
山,汉武原县城位于今邳州戴庄镇梁王城一带⋯,禹王山位于梁王城的东边,
《后汉书》称彭城武原县东山为徐山正与此相符。
M3的发掘证明以上史书和地方志中关于春秋时期徐人曾在汉彭城武原县一
带活动的记载是可信的,我们认为九女墩大墓群及附近的梁王城、鹅鸭城遗址与
春秋时期徐人的活动有关。
【l J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地图出版}}。,1982年。
(二)、其它几座九女墩大墓的发掘
1、九女墩二号墩(简称M2)
二号墩在三号墩东约60米处,该墓形制与三号墩基本相同。南京博物院等
在1995年对该墓进行了发掘⋯,发掘前,墩底径东西长26米,南北宽20米,墩
高3.2米,外观呈馒头状。
填土靠近墓穴的部位填有大石块,墓穴平面呈T字
形,长7.3米,宽6.9—7.3米,深2.6—2.8米(=号墩剖、平面图见附图八)。
墓室由前室、主室以及前室东西两侧的侧室绍成,前室与主室深2.9米,为
板灰围成。东西两侧的侧室深1.6米,为用芦席铺成的坑。前室出有马骨和主要
随葬品,有铜鼎、缶、编钟、编镩车马器及陶豆、鬲、鼎、罐和石磬等,共77
件(组)。主室内有人骨6具,除~一具被扰乱外,其余均为仰身直肢,头向朝东,
出有铜戈、矛、镞等兵器及⋯些玉片、水晶珠、铜器、陶器,共42件(组)。
东侧室有人骨两具,西侧室有人骨三具,为仰身直肢,头向朝东,两侧室共出5
件器物,为铜削2、锥1、硬陶罐2。该墓共出随葬器物j24件(组)。主要器物
如下(二号墩部分器物图见附图九、十):
(1)、铜器64件,包括鼎,缶,壶,镰,戈,剑,刀,矛,斧,编钟(有
镩钟、钮钟两类)及车具一套,马饰2组等。
鼎,3件。M2:73,盖残,敛口,方唇,弧腹,近门部以一周凸棱承盖,凸
棱下有对称附耳,三蹄形足较高。腹饰蟠螭纹。口径25.2、腹深17.3厘米。
缶,1件。M2:75,方唇,平沿,直颈,鼓腹,平底,矮圈足。弧顶盖,
盏周缘有四兽形钮扣于缶口,与缶口咬合,盖顶有四个鸟形环饰,缶腹部有四
个鸟形饰,盖面和缶腹部均饰蟠螭纹。口径38、通高38.2厘米。
戈,17件。M2:115,戈援部上翘,锋近似三角形,有脊,长胡三穿,内办
上翘,有一长条形穿,内后部有锋刃。长30.6厘米。
矛,6件。M2:1 18,三叉形刺,中有脊,脊两侧有血槽,’敝的末端平,围銎,
长12.8厘米。
斧,2件。M2:35,长条形,长方形箍,近銎部有一周箍棱,中部侧面微向
内收,平刃。长14.4、上宽4.8、下宽4.2厘米。
f11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二号墩发掘简报》,
《考古》1999年第1 l期a
编镩,6件。形制相仿,大小依次为M2:13、14、10、15、ll、12。长方形
环钮,上饰变形龙纹。平舞,直铣棱,于口平齐。一面钲间、两栾均有铭文。
舞、鼓、篆均饰羽翅式兽钵卷啦纹。有螺旋形枚36个。浚组编镱铭文如下:
隹王正月初吉庚午,叔巢日:
自乍和钟,台享台孝,于我皇祖,
“余攻王之玄孙,余敲子,择厥吉金,
至于子孙,永宝是舍”。
编钟,8件。形制相仿,大小依次为M2:8、7、6、5、4、3、l、2。长方形
环钮,上饰变形龙纹。平舞,直铣棱,于口弧曲。舞、鼓、篆均饰羽翅式兽体
卷曲纹。’有螺旋形枚36个(编铸、编钟测量数据见附表五)。
(2)、陶器35件,包括鼎、鬲、罐、豆等。
鼎,5件。器形、大小相近。M2:7l,泥质红胎黑皮陶。轮制。直口,方唇,
口沿外侧有一周凹棱,棱F附剥称附耳,弧壁内收成嘲底,三蹄形足略外撇。
足与耳均为捏塑后另接。口径29.6、高33厘米。
鬲,5件,分为二型。
A型:l件,M2:47,泥质红胎黑皮陶。侈口,平折沿微下垂,方圆唇,束颈,
弧鼓腹,腹较深,矮弧裆,三柱状袋足,柱足截面为人棱形。腹部饰粗绳纹。
口径28、高24.9厘米。
B型:4件。形制相近,大小相仿。均为素面浅腹。M2:28,泥质红胎黑皮陶。
侈口,斜平折,方唇,束颈,微弧腹,高弧裆,三柱状袋足,柱足截面为六棱
形。
豆,儿件,分为二型。
A型:7件,簋形高柄豆。形制相近,大小相仿。M2:31,泥质黑陶。敞口,
方唇,折腹弧收,高柄,喇叭形圈足。柄上部饰弦纹。口径15.6、高27.7厘米a
B型:4件,盘形高柄豆。形制相近,大小相仿。M3:49,敞口,圆唇,浅弧
腹,细高柄,喇叭形圈足。口径15.2、高23.4厘米。
罐,lO件,分为二型。
A型:5件,深腹罐。形制相近,大小相仿。M3:61,泥质灰陶。口微敞,平
沿微下翻,方唇,高领,弧肩,下腹孤收,平底。领部饰深褐色条带纹,肩上
饰褐色网格纹,下腹饰绳纹。口径19、高28.4、底径1d.4厘米。
B型:5件,浅腹罐。形制相近,大小相仿。M3:52,泥质灰陶。口微敞,卷
沿,方圆唇,高领,弧肩,腹较扁,下腹弧收,平底。领部饰深褐色条带纹,
肩上饰褐色网格纹,下腹饰绳纹。口径15.6、高2l厘米。
(3)、硬陶器4件,包括三乳丁足罐和坛两类。
三乳丁足罐,共3件,分为二型。
A型:2件。形制相近,大小相仿。M3:94,荻胎黑皮硬陶。敞口,方唇,矮
直领微外敞,圆肩,肩部有两对称附耳,鼓腹弧收,平底,下附三乳丁状小足。
口径14.1、高“.2厘米。
B型:1件。泥质黑色硬陶。敝口,方唇,高直领微外敝,圆肩,肩部有两
对称附耳,鼓腹弧收,平底,下附三乳丁状小足。口径16.1、高13.2厘米。
坛,l件,M3:I。泥质灰褐色印纹硬陶。直口,矮领,方唇,圆肩,弧腹下
收,肩腹交界处有两对称贯耳,为贴附而成,底微内凹。肩、腹部均饰细密网
格纹。口径9.6、高16.8厘米。
(4)、石器13件,包括编磬、石球两类。。
编磬,12件。均为青灰色石狄石磨制而成,大小依次为M2:25、22、27、21、
26、19、18、24、17、23、16、20。形制为曲尺形,有倨孔。磬背作倨勾状,
底作弧形上凹。符合“股二鼓三”的磬体比例(编磬测量数据见附表六)。
(5)、其它器类。
玉器、珠、贝器18件(组),包括玉片7组,水晶珠9件,贝2组。
这些器物的形制和装饰风格大多与九女墩三号墓所出相似。
2、九女墩四号墩
四号墩“3:该墩在二号、三号墩东南方向约2公里,位于青岗山东北麓。土
墩高出南部地表约6米,高出东、北、西三面地表10米。土墩顶部东西长20、南
北宽10、底部东西长30、南北宽20米。墓葬形制为有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墩墓,
墓室平面呈凸字形,方向llO。。斜坡墓道为喇叭rJ状,坡度较小,长9.5、上
口宽6,5、下口宽4.2米,墓道内近墓口处靠两壁各有。陪葬坑,头向与墓道方
向一致,墓道近坑口处有七道阶梯。现存坑口东西残长约10(东西长度因西部
长期遭雨水剥蚀而残缺不清)、南北宽1、深2米。坑内由主室、陪葬坑和二层
台等部分构成。主室位于坑中部偏西处,长6.2、宽3.8米,墓壁为熟土夯筑而
[1]刘照建、吴公勤:《邳州市儿女墩四号东周墓》,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年》.义物出版社.2000年。
成,夯土较硬,约20一30厘米一层,有火焙烧过的痕迹,墓壁上布满席纹。墓主
骨架己朽,葬式不明。围绕主室有三座陪葬墓,均有棺椁,各葬一人,皆为仰
身直肢。墓室四周有生土二层台,宽0.9至1.2米,二层台与墓圹底部的相对高
度约2米。北部台面上有大量已粉化了的动物骨骼。
该墓有三处盗洞,墓中器物几乎被盗一空。主墓室中仅出土铜器残片若干,
石磬七件,石璋一件,铜镞数十枚,铜镦2牧,陶豆若干。其中有一铜器残片
上刻有铭文:
工席王之孙口⋯⋯作融繁
陪葬墓中出有砺石、铜削、铜刀、骨钗、青瓷盂、陶鬲、锰及船形陶片等
(四号墩部分器物图见附图十‘)。
3、九女墩五号墩
早在1982年春,当地群众在平整土地和修建公路时就已经破坏掉了两个墩
子,即九女墩五号墩,六号墩。文物工作者得知情况后,|j仃往了解情况,处理
善后事宜,并征集到若干零散文物。由于这两座墓历史上曾多次遭盗,出土文
物本来就不多,加上又非科学发掘,故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为保持资料的完
整性,这里将它们一并简要介绍如下:
五号墩:位于三号墩西边约一百米处。i961年测量时,土墩还高出地面8.5
米,墩底部直径为50米。发掘前,由于修筑公路,土堆已被夷平。该墓墓口呈
方形,边长8米,墓深6米。墓东边伸出一斜坡墓道,长】2、宽5米。填土中有厚
l_76米的白膏泥,接着是三层木炭与三层黄沙交迭,厚约60厘米。墓底用厚约
30厘米的细木炭铺平夯实,上加铺20厘米厚的黄沙。墓坑四周填充厚约1.2米的
木炭。椁室内充满朽烂的土红色木灰,棺曾髹漆,但木已朽尽无存。
墓坑的西壁留有向南、向北的台阶,台阶宽0.5米,向北四级、向南六级,
每级高0.5米。西壁上开有高20、长30厘米的壁龛两个。墓底有一长I.5、宽i、
深0.3米的腰坑,里面填满木炭。
在椁室周围发现甲、乙两具尸骨,头向均朝椁室。甲具人骨腰部有一铜带
扣,腿旁有一青铜匕首,其身南侧发现一玉龙佩饰和一个玉璧。乙具人骨头边
见一铜车饰。在椁室东边有~处烧火堆,堆高达l米,其中有厚约10厘米的纤
维灰烬层,里面有27个小玉壁。现将这些器物的情况介绍如下:
玉璧一件,直径7.1、孔径3,厚0.4厘米,其上刻有谷纹: 玉龙佩饰一件,
长5、宽4、厚O.5厘米,为一立龙,器身刻满小云纹:小玉璧27件,直径4.4~5、
厚0.8厘米,器身刻满云纹, 大部分有烧燎的痕迹;铜车饰一件,长10厘米,
后端直径2厘米,前弯起如龙头状, 体上有蟠螭纹,出士时后端还接有27厘米
长的木柄;铜匕首一件长21、宽3.5、厚0.4厘米:铜带扣~‘件,长方形,长lO、
宽6厘米,上刻蟠螭纹(五号墩部分器物图见附图||一)。
4、九女墩六号墩
六号墩:与五号墩紧挨着,位于五号墩北侧。原有封土堆高达10米,底部
直径50多米。墓口为方形,边长10米,西边伸出一斜坡墓道,宽6米。园地面有
庄稼的原因墓道仅向外清理了6米。墓深5米,坑四周填有厚约1米的粗沙和自膏
泥。墓室中部发现有髹漆的棺椁遗迹,漆色红黑相问。
该墓出有:铜戈一件,长21.2、宽3.2厘米;铜镞一4't一,长9.5厘米,为三
棱形:铜剑一把,长120、宽10厘米;铜纠:六个, 均为器物£的附加饰件;还
有薄铜片十余片,彩绘漆器残』?若干。
(--)、邳州九女墩大墓群的年代和墓主身份
1、对九女墩大墓群年代的讨论
这几座墓所出器物,从造型、纹饰、铭文风格,都具有春秋晚期的时代特
征和徐淮地区青铜器的地方风格。墓葬的建造手法也在春秋时期大墓中常见。
二号墩所出青铜鼎、缶、戈、矛、斧及印纹硬陶罐等都与江苏丹徒北【II顶
春秋墓所出同类器物相近。二号墩所出编钟在造型、纹饰及铭文风格上与渐川
下寺m、固始侯古堆M1、寿县檗侯墓及丹徒北山顶墓所出编钟相近,铭文字体
纤细秀丽,是春秋晚期徐国铭文的风格。其它几座九女墩大墓所出器物亦具有
春秋晚期特点。由此可见九女墩二号墩及其它几座九女墩大墓的时代均应为春
秋晚期。
几座大墓分别采用了积石,积沙、积炭、积白膏泥等防腐、防盗手段,这
是春秋晚期大墓中常见的手法。
2、对九女墩大墓群墓主身份的考证
已发掘的五座九女墩大墓,除四号墩外,其余皆集中分布在梁王城与鹅鸭
城之间的山坡上。上面已从文献记载,当地民嵋J传说和对二城址的调查和发掘
情况等方面论证了梁王城、鹅鸭城是春秋中,晚期徐国的都城遗址。而紧邻徐
国都城的九女墩大墓群,无疑就是徐国的王族墓群。下面主要以二号墩、三号
墩出土的材料,结合其它各墓的情况,分别从封土规模、墓葬形制、陪葬人情
况,器物的固定组合方式等方面论证这几座大墓为徐王族墓葬。
(1)封土规模、墓葬形制及陪葬人情况
这几座大墓均有高大的封土墩,五十年代末考古普查时还高出地面10米左
右,墩底部直径达50米左右,经历二千五百余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尚有
如此规模,可以想见建造之初封土墩规模之雄伟、高大。建造如此巨大的坟墓,
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的春秋时代,决非一般贵族所能实现,也只有王室高级
贵族方有此实力。
在三号墩中发现有16具陪葬人骨架,据南京博物院李民昌先生对其中4具保
存较完好的骨架所作的鉴定,其中3具为25岁左右的女性骨架,l具为30岁左右
的男性骨架。从陪葬人多为仰身直肢葬,头多向墓主及随葬的物品来看,这些
陪葬人大多为墓主生前亲近侍妾、侍卫等。二号墩的东西阴个侧室内共有陪葬
人骨架5具,除铜削、锥、硬陶坛、硬陶罐等小件器具外,就再也没有其它象样
的随葬品了。四号墩发现5具陪葬人骨架,2具在墓道两侧,无葬具、无随葬品。
3具在墓圹内,均有漆棺,有随葬品。2具头向墓主。从中可以看出陪葬人的身
份、地位也有所不同。
春秋晚期,华夏诸国大都早已摒弃了用人陪葬的习俗,而徐人却仍沿用夷
俗夷礼,盛行用人陪葬之风,这也是夷人墓葬区别于同时期华夏诸国墓葬的一
个特点。几座九女墩大墓均有大量陪葬人,而且有些陪葬人随葬品丰富,地位
较高,由此可见墓主身份必为高层贵族或为一圈之君。
二号墩主室内的五具人骨均头向朝东,三号墩墓主头向朝东偏南,这可能
是夷人尚东习俗的表现,与梁王城遗址内新石器时代和春秋时期墓葬墓主的头
向一致。
(2)器物的固定组合方式
二号墩陶礼器的组合方式为鼎、豆、缶、罐、鬲等,二二号墩铜礼器的组合
方式为鼎、豆、鬲、盘、缶、壶、尊、龙首忝、螬、炉盘等,不同于中原华夏
诸国所常用的鼎、簋、篱、盘、匿等组合方式,而且大都大小、形制相同。与
对中原列鼎制度多有改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徐人严格遵守着中原的乐悬制度,
对乐器十分看重,二号墩有编钮钟、编镩,三号墩有编钮钟、编镩、编甬钟,
且均配有石编磬,九女墩二号、三号墩严格按照“诸侯轩县”的乐悬礼制摆放
钟、磬。重视乐器制度,轻视列鼎制度,此或为徐国墓葬礼制的一个特点。随
葬品的组合有固定礼制,说明墓主必为高层贵族。另外九女墩几座大墓中还出
土了数量较多的骨角制品,有鹿角饰件和角质马镳及骨钗等,新石器时代的邳
州刘林遗址和四户大墩子遗址,均曾出土过大量的骨、角制品,如鹿角镰、獐
牙钩形器、骨制约发及掩蔽下身用的龟甲等。这似乎说明春秋时期的徐人与该
地新石器时代居民对骨角制品有着共同的爱好。
(四)、姒乍编钟铭文考释及相关问题
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青铜编钮钟一组九枚(图一),皆有铭文,对研究春秋
晚期徐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1、辛啊.乍编钮钟铭文考释
钮钟共九枚,铭文内容大致相同,仅行款顺序略有差异,共七行三十八字
(图二)。行款方向基本一致,大体上均从左至右,只在右铣处最后三行为从右
至左。各钟铭文均有程度不等的残泐,合各钟可得铭文如下(图三):
唯正月初吉丁(亥),徐王之孙烈乍,择其吉金,铸其和钟,以享以孝,
用蕲眉(寿),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由铭文可知,器主为徐国王室贵族。按春秋金文惯例一般在称某某之孙后
应紧接着再称某某之子。如:
《追郊钟》:考王之孙争楚黻之子连邡。
《觑巢钟》:奴巢曰余攻王之玄孙,余敲子。
《臧孙钟》:攻敌中终脱之外孙,坪之子臧孙。
《俦儿钟》:曾孙俦儿,余迭斯于之孙。余兹骼之元子。
事咀乍钟上只称徐王之孙,而未提及其父,很可能由于其父去世过早或其他
原因,地位不够显赫。
烈乍钟铭文与觳巢钟铭文内容相近,均为当时套语,铭文本身并没有揭示
出太多史实。然而由于该组编钟是首次出土于徐国故地的具铭徐器,而且又出
自一座未曾被盗扰的王族大墓中,它的价值就非同一般了。
2、u肾H乍钟铭文看奴巢钟国属
谷建祥、魏宜辉先生的《邳州九女墩所出编铸铭文考辨》⋯,冯时先生的《奴
巢钟铭文考释》12]均认为奴巢钟主人为吴国贵族,并认为九女墩墓葬群与吴国
北上争霸有关,对此我们不敢苟同,理由如下:
二号墩所出觳巢钟无论从钟的形制、纹饰,还是从及铭文内容本身来看,
[11谷建祥、魏宜辉:《邳州九女墩所出编镩铭文考辨》,《考古》1999年第11躺
[2l冯时:《毅巢钟铭文考释》,《考古》2000年第6期。
应为徐器,而非吴器。迄今为止可以确定为吴国编钟的只有者减钟,为传世品,
形制为甬钟,鼓部饰有六组体呈方折的蟠螭纹,篆阳:j及甬部饰以变形云纹,均
为平雕。这种装饰风格守徐国编钟迥异其趣,徐固大型编钟如俦儿钟等都饰有
浮雕羽翅式兽体卷曲纹,杈巢钟上正是这种纹饰。论者仅据虐又巢钟铭文中的“攻
王”二字,便认定该钟为为吴器,我们认为理由不够充分。
谷建祥、魏宜辉先生认为,“奴巢钟铭文的攻王是由攻吴王之脱漏造成的,
因此这批铜器也就可以断定为吴器。”Ⅲ我们认为觳巢钟共有六枚,且大小相次,
为分别铸成,如果确系漏刻,最多漏刻 、两枚,刁i可能六枚全都漏刻。再说
编钟乃国之重器,先公先王的头衔名号更是神圣无比,出现这样的漏刻现象的
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
冯时先生引曾宪通先生语谓,“攻敌可急读减音而称攻或吴”[2j。我们认为
称吴有证据,单称攻却没有实证。从语法上讲,攻在攻敌一词中是发语词,不
可单称。从金文的实例上看,吴国国名在金文中或写作工腐,或写作攻敌,或
单写作吴,却从没有单独写作攻的。最近九女墩四号墩出土一具铭铜器残片,
上有铭文:
工庸王之孙口⋯⋯作融攀。
该器时代与效巢钟相近,出土地也邻近,并没有出现漏字或急读减音而省
称的现象,这更加证实了奴巢钟铭文中的“攻王”并非“攻吴王”。我们曾在
《也论叔巢编镩的国别》【3】一文中考证该钟铭文上的攻王很可能就是《礼记·檀
弓下》中徐国大夫容居所说的徐国先君驹王,此不赘述(详见本文第二章第五
节)。
甲咀乍钟的出土证实了九女墩三号墩的墓主为徐国王室贵族,而九女墩三号
墩与二号墩相隔仅五、六十米,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均十分相似,这两座墓显
然不可能分属徐吴两国,因而九女墩二号墩的墓主也应为为徐国王室贵族。觑
巢钟铭文的内容体例、字体风格均与默乍钟相仿,又出自徐国王族墓地,无
[1]谷建样、魏宜辉:《邳卅『九女墩所出编镯铭文考辨》,《考古》1999年第ll期e
[2]参见冯时《奴巢钟铭文考释》,《考古》2000年第6期;曾宪通:《吴卜钟铭考释——薛氏<款识>商
钟四新解》,《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中华书局,1989年。
[3]孔令远、李艳华:《也论觳巢编镩的围别》,《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
疑乃徐器。
3、从阜帆乍钟铭文看九女墩大墓群的国别
关于九女墩墓群,我们认为它是徐国王族墓群,与吴困北上争霸并无直接
关系。首先,吴据有徐地的时问不长,吴于公元前512年灭徐,又于公元前473
年被越所灭,其据有徐地的时间仅四十年。而有着十余座大墓的九女墩墓群显然
不会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形成的。
其次,从二号墩、三号墩的规格和级别来看,不但有高大的封土堆、宽阔
的墓室、众多的殉人、丰富的随葬品,而且都采用了诸侯轩悬的礼制,同时墓
主均自称王孙,可见墓主即便不是王,也必定是王室中地位显赫的人物。据史
料记载,在公元前512年~前473年间去世的吴王,只有阖闾和夫差两位,而
且均死于吴国,葬于吴地。即便有镇守徐地的吴国王室贵族死于徐地,也不一
定就葬在徐地,古人一般情况卜.,都要归葬故里,聚族而葬。退+步说,即便
有个别特例葬于徐地,也不会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王族墓群。
由此可见不但辛惧乍钟为徐器,觑巢钟也应为徐器。不但九女墩三号墩为徐
国王族墓葬,九女墩二号墩也应为徐国王族墓葬。结合刚近梁王城、鹅鸭城城
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情况,以及相关史料和民问传说,我们不难得出九女墩大
墓群为徐王族墓群的结论。
第二节、徐国都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春秋时期徐人的政治活动中心究竟在什么地方是一个聚讼己久的问题,归
纳起来主要有临淮徐县说(今江苏泗洪)、越州贸口县说(今浙江舟山)、彭城武
原县说(今江苏邳州)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徐国都城在汉代徐县和僮县之问,即今江苏泗洪县和安徽
泗县~带。《春秋·僖公三年》杜注“徐在僮县东南”, 《史记·秦本纪》注
引《括地志》、《水经·济水注》、《水经·淮水注》、《太平寰宇记》卷十
“泗州”条、 《元和郡县志》等皆谓徐圈都城在徐县(今泗洪县境内)北三十
里。如《元和郡县志卷九·河南道五·泗州·徐城县》云:
徐城县,本徐子国也,周穆王末,徐君偃好行仁义,视物如伤,东夷归之
者四十余国,周穆王闻徐君威得日远,乘八骏马,使造父御之,发楚师,袭其
不备,大破之,杀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原东山下(按: “原”应为“武原”
之讹),百姓归之,号目徐山。按山今在下邳县界。楚汉之际,项羽置东阳郡。
汉诛荚布,置徐县,属临淮郡。后汉以临淮郡合于东海,明帝又分东海以为下
邳国,理于此。晋太康三年,复置徐县,属临淮郡。梁于此置高平郡及高平县,
隋开皇十八年改为徐城县,属泗州,理大徐城,大业四年移于今理。
曾昭熵、尹焕章二位先生也认为泗洪县重岗有大面积的西周遗存,并提出
这里可能是徐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3。
第二种说法见于《史记·秦本纪》注引《括地志》:
徐城在越州贸8县东南入海二百里。夏侯《志》云:翁洲上有徐偃王城
或云命楚王帅师伐之,偃王乃于此处立城以终。
贸口县在今浙江鄞县东。然而此地距徐本土甚远,春秋战国时为越之腹地,
徐偃王远涉此地立城实难令人置信。但若以多年来在浙江不断有徐器出土和浙
[1]曾昭炳、尹焕章:
《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 《江海学刊》1961年第12期a
江地方志中有不少关于徐偃王的传说来分析,贸B县的徐城,或者可以认为徐人
的一支在春秋早、中期跨江入越或灭国后越人怜其与吴争而亡,允许部分徐人
入境安身立命所留下的遗迹。所谓“立城以终”,其实不过是寄人篱下、苟延
残喘的行为而已。
第三种说法是在今江苏邳州一带, 《后汉书·东夷列传》日:
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
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
得骥骤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
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至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
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
另据《水经注》卷二十五
县(按:指下邳,位于今雎宁古邳镇)为沂、泗之会也。又有武原水注之。
水出彭城武原县西北,会注陂南,迳其城西,王莽之和乐亭也。县(按:指武
原县)东有徐庙山,山因徐徙,即以名之也。山上有石室,徐庙也。
该说起源较早,且为正史所载,然而影响却不大。在先秦古籍有关徐国的
记载中几乎不见提及,且武原县在今邳州境内,当时邳固国都也紧邻此地,因
而有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此地并立二都似乎不可能⋯。
这三种说法中,以第一种说法即“临淮徐县洗”影响最大,谭其骧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L2]tllJ采纳这种说法,然而多年来江苏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
区做了大量的工作,却一直未能发现春秋时期诸如城垣、大型墓葬等方面的遗
迹,因而这个观点的可靠性值得怀疑。第二种说法即“越州贸口县说”也存在同
样的问题,即得不到考古学上的印证,尽管在浙江保存有大量的关于徐偃王的
传说和遗迹,也曾出土过一些徐器,这只能反映徐人的势力曾到达过这里,而
无法证明徐国曾徙都城于此。
[1]贺云翱: 《徐国史初探》, 《南京博物院集刊》第5辑,1982{V
[2]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辛{:,1982年n
第三种说法即“彭城武原说”出现较早,见于《后汉书》、《水经注》等书
中,却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节强乍钟和觳巢钟的出土,以及九女墩大墓
群和粱王城、鹅鸭城城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则从考古学上证实了史籍中关于
春秋晚期徐人曾立国于汉彭城武原县一带的记载是有根据的,粱王城、鹅鸭城
正处在汉武原县城的位置,故梁王城、鹅鸭城很可能是春秋晚期徐固都城遗址。
今邳州有禹王山,应为徐王山(或者也可能与末代徐王章禹有关)之谐音,戴
庄镇境内还有依宿山,俗称徐I』』。另外宿羊Ijj镇有宿羊山,似为徐偃山之谐音。
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我们可以初步推断梁王城和鹅鸭城就是春秋中
叶至春秋晚期徐国的都城遗址。
l、梁王城遗址
梁王城遗址位于戴庄乡禹王Iil西北麓,中运河从遗址西边留过,现仍留有
残存的城墙遗迹,城为方形,边长各约t000米。据村民介绍,五十年代时南边
城墙的三座城门还可看出个大概。城址西部有一。高出地面2至3米的长方形台地,
南高北低,面积约为18000平方米,当地百姓称之为金銮殿。金銮殿遗址地表多
黄灰土,惟有些地方是深灰土,在河道冲刷的断壁上可看出灰层,上层堆积有
垒垒的砖瓦,大缸、细柄豆,以及少数几何印纹硬陶等。下层有灰绳纹陶鬲和
罐,有弦纹的黑陶豆,还有鹿角、蚌壳、穿孔石斧,明冠表现出商周遗物特征。
从种种迹象看,金銮殿遗址在春秋时期以及汉代曾建有宫室或宗庙一类大型建
筑⋯。
1995年夏,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徐州博物馆和邵州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
了发掘,这次发掘面积为650平方米,主要集巾于遗址的西部,靠近金銮殿的地
方。遗址地层堆积情况复杂,最厚处达6米,共分7层,第7、第6层为新石器时
代遗存,第5、第4层为商周时期堆积,第3层为汉代地层,第2层为汉代以后地
层。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主要是大汶口文化遗存,共清理出灰坑12座,墓葬lO
座。灰坑呈圆形锅底状,墓葬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另有少量瓮棺葬。均东
西向。随葬品多少不一,有单人葬,男女合葬和幼儿瓮棺葬,下葬时均拔去上
领侧门齿,枕骨均有人工变形痕迹,有的以盆覆面。随葬品有玉、石、骨、陶,
[1]参见南京博物院: 《1959年冬徐州地区考古调查》.
《考古》1960年第3期,
其中陶器既有夹砂,又有泥质,更多见精巧的薄胎黑陶器。器形有盆、鼎、豆、
罐、杯、鬻等。另外在遗址发掘中还清理出一批具有典型龙山文化的器物,如
鸟首形足鼎,三足鼎等,但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在探方中没有发现完整的龙山
文化地层。在这次发掘中还出土了几件具有岳石文化特征的器物,如蘑菇形纽
盖、弦纹豆、凸棱杯等。
第5层、第4层为商周时期堆积,其中玎口于j层下狄坑有8座,作圆形平底
状,壁与底均经过处理。灰坑与第5层共清理出石、骨、陶器多件,有I-骨、骨
锄、石钺、石斧、陶鬲、陶瓤、小陶方鼎等。开口于4层下的遗迹有墓葬与灰
坑,其中2号墓、4号墓出有青铜器。2号墓为女性单人仰身直肢葬, 随葬铜鼎、
陶罐、陶豆、陶鬲、玉块等。4号墓为男性单人葬,随葬品均放在棺外的二层台
上,有铜鼎四件,铜剑、刀、戈各一,箭镞9枚,另有陶罐、陶豆、陶鬲等。两
墓仅相距2米。从器物时代特征分析,此二墓时代应为春秋时期。在第4层还清
理出一件具有典型齐文化特征的半瓦当“1。
在商周时期地层,还发现有人造园景的遗迹,有一条长约十米、宽约一米
用鹅卵石铺成的小径,小径两旁用奇形怪状的石块垒起高约七、八十厘米高的
类似现今园林中假山一般的造型,在其附近路面下方约一米处发现铺有陶制下
水管道以及陶井圈。
距梁王城北约1公里的刘林遗址, 是一处内容丰富的新石器至商周时代文
化遗址。1958年冬,这罩发现一座春秋时期贵族墓葬。2 3,出土了大量青铜器,
大多已流失,征集到的有方壶2件,镂空方盖l件,西百簋2件(其中1件有铭
文两行八字:“西营作其妹李斤尊钴”),匿1件,衔2件,勺2件, 铨3件(其
中一件剔出铭文:“西皙乍其妹喜斤售零钲铨”).镂空瓿l件,大鼎1件(此墓
部分器物图见附图十二)。据高明、张正祥等先生的考汪。”,西管铨的时代应
为春秋中、晚期,约为公元前600年前后。
据《后汉书·东夷列传》、
《水经·济水注》等书的记载,徐在周与楚的
打击之下,向北迁徙到汉彭城武原县一带,这段史料记载与考古发掘情况正相
符合。考古材料证明,梁王城一带不但是汉代武原县的城址,而且还是春秋时
【l】参见盛储彬、姚景洲:《粱王城遗址揭示出一批重要遗迹与遗物》t中国文物报,l996年8月4日·第1
版。
[2]参见南京博物院:(1959年冬徐州地区考古调查》.
《考古》1960年第3期。
[3]参见高明:《高明论著选集》,科学fl_{版礼.2001年;张正祥:
《两特铅》. 《南京博物院集刊》第5
辑.1982年。
期至少是春秋中、晚期徐国的都城遗址,而这罩众多风格独特,前后连续的新
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址又表明徐人或许即为此地的土著居民。
当地百姓中还流传这样一句妇孺皆知的民谣:
先有粮王八百载,后有梁王拜智公(按:粮王或日梁王,智公或日济公)。
这前一粮王应指春秋中期的徐王}僮,后一粱王可能指沉迷于佛门的梁武
帝。所谓“八百载”并非确指,应为约数。 (后’‘梁王也呵能与汉代封于今商
丘一带的梁王有关。)徐王}{量见于《徐王瑚鳖鼎》和《宜桐盂》两器铭文。
《徐王熳鼎》铭文为:
若。
寐邑王堰用其良金,铸其☆车鼎,用鬻庹腊,用饔宾客,子子子孙,世世是
《宜桐盂》铭文为
隹正月初吉目己酉,来邑王季桓之孙宜桐,作铸饮盂以媵妹,孙子永寿用之。
梁王城的“梁”字当地亦写作“粮”,应与徐王,瞳(即糸邑王季糖)有关。
另外,梁王城、鹅鸭城一带在占代属偃武乡,“偃武”可能是徐偃王的“偃王”
之谐音。
在当地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据说古时粮王有个女儿远嫁给齐王(或
兰陵王),为了方便看望女儿,粮王特地挖了一条河,直通齐国。至今梁王城
北有条河还被称作运女河。徐王曾嫁女于齐侯,在《左传·傅公十七年》(公
元前644年)中有记载:
齐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赢、蔡姬。
徐赢无疑当来自徐国,这一记载与以上民间传说正相符合。
其实徐王挖河的真正目的不单是为了方便看望女儿,恐怕还另有所图。《博
物志·异闻》引《徐偃王志》说:
40
偃王既袭其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以
己得天瑞,遂因名为号,自称徐偃王。江淮诸侯皆伏从,侠从者三十六国。
由此可见,徐王挖河的目的在于“舟行上国”,以图霸业。至今梁王城北
还有一条河叫陶沟河,与上文“通沟”谐音,可能与当时徐王为“舟行上国”
所挖之河有关。从中可以看出,早在春秋之际,徐人已能利用水网之便开沟通
航,而后来吴越北上争霸所开发、利用的水道应是在徐人已有水道的基础上进
而扩之,如今京杭大运河正从梁王城边流过,或与当初徐人开沟通航有一定的
联系。
2、鹅鸭城遗址
鹅鸭城遗址位于戴庄乡山窝村谷山下,东距梁王城遗址2公里。北依青岗
山、锅山、西靠禹王山、胜阳山,南临谷山,仅珏南和东面有两缺口,其余皆
为群山环绕。东面有西洳河自东北向西南流过。目前仍可看见部分残存城墙遗
迹,部分城墙现存残高3—4米,宽10余米,城为边长各约500米的方形。该城址
地势比较低凹,农民在此种庄稼十年九涝,为变废为宝,当地农民于1992年将
此地挖成鱼塘。在挖鱼塘的过程中,曾挖出大面积的建筑基址,有大量的石块、
瓦等建筑材料,还有很多陶制水井圈,三棱铜镞、鹿角料、几何印纹陶片,兽
骨及一组四枚编磬毛坯。四枚磬坯保存完整.但表面已被水严重溶蚀,磬体为
青灰色石灰岩制成,笨重厚实,未开倨孔,应为开料后未经加1:的磬坯。城址
内其它遗物也均有长期经受水蚀的痕迹。这些遗物反映出商周时期文化特征。
该城址的地理位置和城内遗物长期遭受水蚀的情况与有关文献记载可相互
印证,该城可能是吴灭徐时,徐王章禹所处的都城。
《春秋·昭公三十年》:
冬十有二月,昊灭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传-昭公三十年》
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
吴子怒,冬十一月,昊子执钟吾子,
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
楚沈尹戌帅师救徐,弗及,遂城夷,
遂伐徐,防山以水之,乙卯,灭徐。徐子
吴子唁而送之,使其迩臣从之,遂奔楚。
使徐子处之。
从以上记载可知,徐国的都城靠山近水,这样吴人才能用“防山以水之”
的手段迫使徐人投降。鹅鸭城规模远小于梁王城,可能为徐囤势力衰微时都城
所在。
鹅鸭城这个名称,尽管当地百姓传说此城是由镇守于此的粮王的鹅鸭二将
而得名,而实际上有可能反映了徐人的图腾崇拜。古代鹅又名舒雁(见《尔雅叫军
鸟》),而“徐偃”正与“舒雁”同音。这反映出在以鸟为图腾的东夷淮夷族
群中。徐是蚪鹅,即“舒雁”为图腾的族群, (这一点正如群舒一样,如舒鸠,
可能是以鸠鸟为图腾的族群。)而所谓徐偃王也许并非单指某一位徐王,可能
是泛指以舒雁(即鹅)为图腾的徐人的王。鹅与鸭为种类相近的水禽,故可以
合称。 《博物志·异闻》引《徐偃王志》关于徐偃王诞生的传蜕可与此相互印
证:
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苍,猎于水滨
得所弃卵,衔以东归。独孤母以为异.覆暖之,遂孵成儿。
此传说与东夷许多部落及商和东北一些民族祖先诞生的传说相似,不同之
处在于此卵被弃之水滨,而后又被一犬从水滨衔回,鹅鸭产卵一般在水滨,此
似可印证徐族图腾为鹅、鸭之类的水禽。
当然,在有关梁王城和鹅鸭城为徐国都城的证掘中,最有力、最直接的还
是本文第~章所介绍的几座九女墩徐国王族大墓中所出上的材料。
第二章徐国金文综合研究
由于徐国史料的极端匮乏,徐国金文材料对研究徐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这些金文材料都保持了当时的原貌,没有经过后人的传抄和整
理,是研究徐国历史和文化的第一手宝贵资料。三十年代,郭沫若先生在其名
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对徐国会文作了初步的整理,共收录七件
具铭徐器。九十年代初,董楚平先生在《吴越徐舒金文集释》f2】中对徐国金文
作了较系统的整理,共收录二十三件具铭徐器。郭、董二位先生对徐国金文所
作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但也必须看到,由于受考占学条件
的制约,他们未能充分利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徐国金文进行综合研究,特别是近
年来,在徐国故地江苏邳州,发掘了多座九女墩徐国贵族大墓,出土了一批重
要的徐国具铭铜器,对系统、全面研究徐国青铜文化有重要意义,而这些都是
他们未曾见到的。因此,当前有必要以新的考古发掘材料为基础,充分利用考
古学的方法对徐国金文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第一节徐国金文汇考
一、春秋早期徐国金文汇考
1、余子汆鼎
时代:春秋早期
出土:山东费县上冶公社台予沟
现藏:费县图书馆
图像:《考古》1983年2期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2390
铭文:
[1]郭沫若: 《两周金文辞大系圈录考释》,E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2】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43
余子氽之鼎,百葳用之。
该鼎的形制是,沿耳直立,三蹄形足,腹为半球状,腹部饰变形蝉纹一
周,与陕县上村岭M1052:148相近,时代应定在春秋早期。《殷周金文集成》
定为春秋中期,不确。
文献中有徐人曾据有鲁东之地的记载,如,
《尚书·费誓》:
公日:⋯⋯徂兹淮夷、徐戎并兴。⋯⋯甲戊,我惟征徐戎。
《书序》:
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
顾颉刚先生在《徐和淮夷的迁、留》l】J中说:“余永梁《费誓的时代考》
说《费誓》是春秋时鲁僖公所作,但在《春秋》和《左传》里僖公时并没有淮
夷、徐戎共同伐鲁的事,而且徐戎在那时已不居鲁东,此说殊难成立。”余子
氽鼎在费县的出土,表明余永梁的观点也许并非是无稽之谈,春秋早期徐人很
有可能在鲁东一带活动过。值得注意的是,器主自称“余子”这在徐器中仅见,
徐人僭号称王,在文献和金文中常见,这里称子,应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2、余太子自辰鼎
时代:春秋早期
出土:湖北枝江县文安关庙山
现藏:宜昌地区博物馆
图像:《江汉考古》1984年l期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2652
铭文:
[1]顾颉刚:《徐和淮夷的迁留》,《文史》第三十二辑·中华书局,1990年
隹五月初吉丁亥,余太子白辰,作为其好妻口口鼎,于繁霆,永宝
用之。
该鼎的形制与余子氽鼎相近,腹部饰有两方连续的蟠螭纹,为西周晚期
至春秋早期形态。比较特别的是,徐国的“徐”在春秋时期会文中一般均写作采邑,
余太子鼎和余子氽鼎,徐字都没加邑旁,这大概是春秋早期金文的一个特点,
在《其甫人匝》(见《殷周金文集成》10261)中也有一例,“其甫人余余王贩觳
孙,兹作宝匝,子子孙孙永宝用”。
二、春秋中期徐国金文汇考
3、徐王j=}量鼎
时代:春秋中期偏早
出土:不详
现藏:不详
图像:《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图37
拓片:《殷剧金文集成》2675
铭文:
余岂王井量用其良金,铸其§奉鼎,用鬻废腊,用饔宾客,子子别孙
世世是若。
该鼎的形制与余子氽鼎和余太子鼎相近,胸部饰窃曲纹一周。李学勤先生
认为,该鼎“浅腹聚足,是春秋中期偏早器物,相当春秋僖、文时期”川。可
从。《殷周金文集成》定其为春秋早期,略偏早了一点。今江苏邳州境内有春秋
时期梁王城遗址(当地方志中亦写作粳王城),或与这位宋邑王j{量有关。
4、宜桐盂
时代:春秋中期
出土:不详
现藏:不详
[1]李学勤: 《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新出青制器研兜》.文物出版社,1990每:。
图像:不详
拓片: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录165
铭文:
隹正月初吉日己酉,余邑王季粗之孙宜桐,作铸饮盂以媵妹,孙子永
寿用之。
李学勤先生认为,“宜桐的时代春秋中期偏晚,约当宣、成时期。’’【·’由
于该器铭文字体与《徐王}}重鼎》铭文字体相近,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
大系图录考释》。3中认为,“采邑王季粳殆即来邑王撞,一字一名也”。我们赞同
这二位学者的观点,束邑王季糙与束邑王}嗟}很可能指的是同一一个人。宜桐为束邑王
季粗之孙,当与其相距不甚远。从该器铭文还哪’知系岂王季糨在兄弟中排行老小。
5、庚儿鼎
时代:春秋中期
出土:山西侯马上马村13号墓,共两件
现藏:山西省博物馆
图像:《考古》1963年5期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2715、2716
铭文:
隹正月初吉丁亥,亲邑王之子庚儿自作台人繁,用征用行,用稣用鹭,
眉寿无疆。
李学勤先生认为,该鼎“附耳敛颈,有分解了的蟠螭纹,属于春秋中期偏
晚”[31。
6、洗儿铸
时代:春秋中期偏晚
出土:传出湖北荆州(《缀古斋彝器款识考释》2.14)
【1】李学勤: 《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新f“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2】郭沫若:
《两周金文辞犬系图录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宣::。
[3】同⋯。
现藏:上海博物馆
图像: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江苏卷》页88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203
铭文:
隹正月初吉丁亥,隶邑王庚之淑子?允儿,择其吉金,自作稣钟,中
翰觳易,元鸣孔皇,孔嘉元成,用盘饮酒,稣会百姓,淑于威仪,惠于盟
祀,敷以宴以喜,以乐嘉宾及我父兄庶士,皇皇熙熙,眉寿无疆,子孙永
保鼓之。
该镱钮己缺失,从痕迹上看,原钮应为较复杂的对称式蟠龙钮。枚作螺旋
状,鼓部饰对称式的八龙交缠纹,纹饰精致华丽。器主洗几自称余邑王庚之子,
该镩的时代当与庚儿鼎相距不甚远。
三、春秋晚期金文汇考
7、徐,t-Y旆钮钟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不详
现藏:故宫博物院
图像:《金石索》1.61.62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182
铭文:
隹正月初吉元日癸亥,束岂王子旃,择其吉金,自作骶钟,以敬盟
祀,以乐嘉宾佣友诸贤,兼以父兄庶士,以宴以喜,中翰觑音易,元
鸣孔獾’鳇鳇熙熙,子子子孙,万世鼓之。
该钟铭文内容和纹饰风格与春秋晚期时的王孙遗者钟、倩儿钟、连邡镩
相近,应为春秋晚期时器。
8、傅儿钟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不详
现藏:故宫博物院两枚一已海博物馆两枚
图像: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江苏卷》页74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183一186
铭文:
隹正九月初吉丁亥,曾孙倩儿,余选斯于之孙。余兹髂之元子,日,
“岛摩,敬哉,余义楚之良臣,而透之字父,余瞒透儿得吉金镩铝以铸稣
钟,以追孝先祖,乐我父兄,饮食人歌舞,孙孙用之,后民是语”。
该钟《殷周金文集成》定名为余瞒透儿钟,不确。“髓”应为动词,为
“赐、赠”之意,器主应为倚儿。 (董楚平先t卜在《吴越徐舒金文集释》川中
对此有详细考证,详见浚书页300。)该针r钳的形j佚较特殊,是民方形单钮与列
称式蟠龙复钮的组合。枚作螺旋状,钟体均饰变形龙纹。据《春秋》昭公六年:
“徐义楚聘于楚。”数件徐王义楚器的出土表明,义楚后成为徐王。儒儿自称
为义楚之良臣则其为徐国大夫无疑,该钟应铸于义楚为徐王时期,即公元前536
年之后,公元前512年徐亡之前。
9、叔巢镩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江苏邳州九女墩二:_=号墩,共六枚
现藏:南京博物院
图像:《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江苏卷》,页184
拓片:《考古》2000年第6期,页74
铭文:
隹王正月初吉庚午,唐又巢日:“余攻王之玄孙,余被子,择其吉金
自作稣钟,以享以孝,于我皇祖,至于子孙,永宝是畲。”
该钟有学者认为是吴器【2|'认为铭文中的“攻王”即“攻敌壬”,我们
[1]董楚平:《吴越棣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2]参见谷建祥、魏宜辉:《邳州九生墩所出编铺铭文考辨》,《考古》1999年第11期;冯时《叔巢钟
铭文考释》,《考古》2000年第6期;曾宪通:《吴J二钟铭考释——薛氏<款识>商钟四新解》,《古文
字研究》第卜七辑,中华书局,1989年。
认为从该镩的形制、纹饰及铭文字体的风格看,以及从九女墩二号墩的文
化属性上看,该器应为徐器。具体考证详见拙作《也沦】皎巢编镩的国别》
f11(详见本文第二章第五节)和《p咀乍编钟铭文考释及相关问题》(详见
本文第一章第四节)二文。
10、瞅乍钮钟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江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共九枚
现藏:江苏邳州博物馆
图像:《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江苏卷》,页190
拓片:《考古》2002年第5期,页35
铭文:
唯正月初吉丁亥,徐王之孙辛杈乍,择其吉金,铸其稣钟,以享以
孝,用蕲眉寿,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有关该钟铭文考证详见本文第一章。
Ii、逵郑钮钟、追郊镩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江苏丹徒北山顶,钟七枚、镩五枚
现藏:南京博物院
图像:《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江苏卷》,页180、188
拓片:《东南文化》21988年第3—4合刊,页26、30
铭文: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含王之孙,封。楚皱之子逵邡,择其吉金,作铸
稣钟,以享以孝于我先祖,余镛谚是择,允唯吉金,作铸稣钟,我以夏
以南,中鸣妮好,我以乐我心,也也巳巳,子子孙孙,莱保用之。
It]孔令远、李艳华:《也论奴巢编镩的国别》,《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
49
关于该器的国别,学术界有舒和徐两种观点。曹锦炎先生在《连邡编
钟铭文释议》”’中认为,营读为舒,善王即舒王,指春秋时期舒国之君。
商志香覃、唐钰明先生在《江苏丹徒北山顶钟鼎铭文释证》【21中则认为嘻,,
古通“余”,并举中山王詈鼎“今畲方壮”为例,又举余太子白辰鼎、余
子氽鼎为例说明“余”通“徐”。我们赞同后者的观点,配儿g句耀上有
“蔷择其吉金”,也可证明“营”古通“余”。杨树达先生在《积微居金文
说·舍武钟跋》13I中也写道,“《缀遗斋彝器考释》卷二(拾贰页上)载
舍武编钟,铭文云,‘舍武于戎攻⋯⋯’。舍字方氏读为舒,非是。余谓
字当读为余。《说文·八部》余字从八舍省声,魏《三字石经书·大诰》
‘予惟小子’,予字古文作蔷,即余字也。从八,从舍不省,可证也”。再
者,无论在文献中,还是在金文里,均找不到舒人称王的证据。另外,
邳州九女墩二号墩所出的唐又巢镩上有“永宝是含”,有学者释r啥,,为“娱”,
其实若释作“余”,通“徐”,也是可以讲通的。不错,编钟确有娱乐的
功能,但娱乐只是一种手段,通过娱悦列祖列宗、诸侯嘉宾及父兄诸士
等,来保佑国家、降福子孙后代,这才是最终的目的。金文中“宝”与
“保”常可互用。因此“永宝是吾”似也司解群万‘j永词辊徐括出。
12、甚六之妻鼎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江苏丹徒北山顶
现藏:南京博物院
图像:《东南文化》1988年第3—4合刊,页22
拓片:《东南文化》1988年第3—4合刊,页23
铭文:
唯正月初吉丁亥,甫遮者甚六之妻夫坎申,择其吉金,作铸台人鼎,
余以煮以鬻,以伐四方,以从攻虐王,粜万子孙,莱保用鬻。
从“以从攻腐王,,这句话就可判断出该器不可能是吴器,如果是本国贵
[1]曹锦炎:《道六日编钟铭立释议》,《文物》t989年第4期。
[2J商志香覃、唐钰明:《江苏丹徒北山顶钟鼎铭文释证》,《文物》1989年第4期
【3】杨树达:
《积微居金文说》.科学出版社,1959年。
族所铸之器,器主是用不着这样直A地表达自己的忠心和顺从的。这类卑
微言辞,只能是被别国控制了命运的小国之君或贵族在特定场合下的口吻。
器主夫坎申是徐国贵族甚六(即连邡镑中的营王之孙造郯)之妻,由于徐
与吴曾联姻,故夫坎申极有可能是吴国女子。从铭文“以伐四方”可知夫
坎申可能是一一位能征善战的女子。
13、次口缶盖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江苏丹徒北山顶
现藏:南京博物院
图像:《东南文化》1988年第3—4合刊,页23
拓片:《东南文化》1988年第3—4合刊,页24
铭文:
徐领君之孙,利之元子次口择其吉金,白作卵佑,眉寿无期,子子孙
孙,莱保用之。
周晓陆、张敏先生在《北山四器铭考》【”中认为坝君tt即吴君去齐”,次
口则释为弟余祭(即吴王余祭),我们认为缺乏字形依据。商志香荤先生在《次
口缶铭文考释及相关问题》。3中认为,徐趣贝君就是《礼记·檀弓19>中徐国
大夫容居所说的“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的那位徐驹王,我们赞同这
一观点。而且我们还认为邳州九女墩二号墩觑巢镩铭文中的“攻王”指的也
是这位徐驹王。
14、徐器尹征城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江西高安
现藏:上海博物馆
图像:《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江苏卷》,页10l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425
[1]周晓陆、张敏:《北山叫器铭考》,《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朗台_
[2]商志秤:《次口缶铭文考释及相关问题》,《史物》1 989年第12期。
铭文:
正月初吉,日在庚,徐豁尹者故喜f自作征城,次者升矛况,儆至剑
兵,巢万子孙,眉寿无疆,口口鲁人享,士拿是尚。
杨树达先生在《积微居金文说·徐音者尹征跋》⋯中认为“儆至剑兵,语
殊难解。《苟子.赋篇》云:r无私罪人,憨革戒兵,⋯⋯杨注云:t憨与儆同,
备也,。做至剑兵与《苟子》憨革戒兵语意相类也。,,王先谦在《苟子集解》
中亦解释“惑革戒兵,,为“做各增益兵革之道,言强盛也。”如此,“做至剑
兵”应为加强武备之意,这与征城乃军中乐器-F相符合。《商周青铜器铭文选》
解释为“慎用剑兵”,不如解释为加强武各更贴切些。
15、余冉钲£成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不详
现藏:旅顺博物馆
图像:《《殷周青铜器通论》图版壹五零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428
铭文:
唯正月初吉丁亥,口口口之子口口口吉金,自作钲g成,以口口其口
ODO大00000,基阴其阳,口口盂,余以行台师,余以政台徒,余
以口台口,余以伐。徐誊子孙余冉铸此钲铖,女勿丧勿败,余处此南疆,
万巢之外,子子孙孙,堡作以口口。
该器自名钲铖,与徐音寄尹征城音同,只是形旁不同,目前发现的这类器
中,自名钲铀E(或征城)的就这两件。该器铭文字体风格亦与徐音寄尹征城颇
类,加上器主自称徐毒子孙,故该器应为徐器。由于多数学者将该铭文读作rr余
以伐徐孝子孙,余冉铸此钲缄”,这样就人为地排除了该器为徐器的可能性,
有的认为该器为楚器(如陈梦家《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有的认为该器为吴器
【l】杨树达:
《积微居金文说》,科学出版社,1959年。
(如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3。我们认为从文意上看,该铭文所用的句
子有一定的格式,如“余以×台×,以x台×”,如果我们断成“余以伐”,则
基本符合这一格式,如若断成“余以伐徐&予孙”则文气上显得很不连贯。而
且“伐某某子孙”,这样的用语也不合金文惯例,而“某某子孙某某”,则与“某
某之子”、“某某之孙”意义相通,合乎金文惯例。“徐&子孙”也可能是“徐&之
孙”之误写。故这句话应当这样断句,“⋯⋯余以行台师,余以政台徒,余以口
台口,余以伐。徐&子孙余冉铸此钲£厩,女勿丧勿败⋯⋯”《殷周金文集成》
将该器定名为《冉钲§威》,是出于将“余”和“冉”视作同位语,即将“余”
看作第一人称代词,“冉”视作人名。可是两周金文·p尚未出现有“余”后紧接
器主名字的例子,因此将“余”和“冉”视作同位语不妥,器主名叫余冉,故
该器应定名为《余冉钲蔷厥》,徐国贵族以“余”为姓氏,虽然在金文中仅此一
件,却也合乎情理。而且在金文中,大多数情况下,男性贵族的姓氏都被省略
了。从“余处此南疆”一句可知器主是已迁至南方的徐圈贵族。该器铭文可与
下面的《徐睛尹蒈鼎》铭文相互对照,《徐贿尹瞀鼎》是迁至绍兴的徐国贵族
所铸。
16、徐贿尹臂鼎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浙江绍兴坡塘306号墓
现藏:浙江省文物考古所
图像:《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1卷,页143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2766
铭文:
唯正月吉日初庚,徐贿尹智自作汤鼎,宏良翌敏,余敢敬明祀,1
津涂俗,以知恤耨,寿躬李殳子,眉寿无期,永保用之。
17、徐王元子炉
时代:春秋晚期
[’]参见董楚平:《是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53
出土:浙江绍兴坡塘306号墓
现藏:浙江省文物考古所
图像:《文物》1984年第1期,页22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10390
铭文:
徐王之元子^fh之少嘲。
圈即炉,^亍}在《殷周金文集成》释文中被隶定为“福”。此人于文献中
无征。
18、徐令尹者旨型炉盘
时代:春秋中期
出土:江醋靖安,与徐王义楚廊盘同出
现藏:江西省博物馆
图像:《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1卷,页149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10391
铭文:
瘛君之孙,徐令尹者旨甜择其吉金,自作廑箍。
癔字为裘锡圭先生最先隶定,可释为雁,与偃音同,瘛君很可能是-{E
徐王或徐国公子。《殷周金文集成》将该字释为臆字,不确。董楚平先生在
《吴越徐舒金文集释》f11中对“臆”与“癔”的区别专门进行了详细的考
证,认为瘛通雁,而与虑有本质的区别,可从。
19、王子婴次炉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河南新郑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图像:《中国青铜器全集》第7卷,页34
粕片:“胄曼用金叉擘蔽D
fo;F 5
[1]参见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54
铭炙
王子婴次之厣炉。
关于该器的形制、用途及国别,学术界的意见一直很不统一。今据邳州
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一件与该器形制相似的炉盘,结合其它相关因素,我们
将其定为徐器,具体考证见拙作《王子婴次炉的复原及其国别问题》⋯(详
见本文下章)。维字《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释为“炒”,郭沫若先生在《两周
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旺3中释为“燎”字,从器物的形制和用途上来判断,
我们认为释为“燎”要更贴切些。
20、徐王昂又觯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江西高安,同出有铎九、觯三
现藏:台湾省中央博物院
图像:《商周金文集成》7376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6506
铭文:
徐王弗又之祭觯,觯溉之繁。
《殷周金文集成释文》[31将慕释为铸,张亚初先生在《殷周金文集成引
得》H中释为炳,董楚平在《吴越徐舒金文集释》(51中释为盘,字形、文意
均不甚符。徐王弗又在文献中没有记载,商志香覃先生在《次口缶铭文考释
及相关问题》[el中,结合对《次口缶盖》铭文的分析认为,徐王所又在位之
年约当鲁襄公、昭公之际,可从。这样徐王昂又所处的年代要略早于徐王义
楚。
21、徐王义楚盥监
时代:春秋晚期
[1]孔令远:《王子婴次炉的复原及其国别问题》,《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
[2]郭竦若: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a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香港中文大学中图文化研究所.2001年。
E4]张亚初编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
(5]董楚平:《吴越徐好金文集释》.浙江古籍f{{版社.1992年。
【6】商志律先生在《次口缶铭文考释及相关问题》.《文物》1989年第12期。
楚。
2l、徐王义楚盥攘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江西靖安,与徐令尹者旨剖炉盘同出
现藏:江西省博物馆
图像:《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卷,页158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10099
铭文:
徐王义楚择其吉金,自作盥监。
22、徐王义楚觯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江西高安,同出有铎九、觯三
现藏:台湾省中央博物院
图像:《商周金文集成》7382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6513
铭文:
唯正月吉日丁酉,徐王义楚择余吉金,自作祭觯,用享于皇天及我
文考,永保台身,子孙宝。
23、义楚觯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江西高安,同出有铎九、觯三
现藏:台湾省中央博物院
图像: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图207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6462
铭文:
义楚之祭觯。
24、徐王义楚剑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不详
现藏: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
图像:《东周鸟篆文字编》页344
拓片:《故宫学术季刊》第12卷第1期,页70。鸟虫书。
铭文:
徐王义楚之用。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带有鸟虫书铭文的徐国铜器,它可以说明最迟
在义楚为王时,徐国已开始使用鸟虫书了。
25、徐王义楚之元子剑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湖北襄阳蔡坡四号墓(M4:25)
现藏:襄樊市博物馆
图像:《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11668
铭文:
徐王义楚之元子,择其吉金,自作用剑。
26、徐王矛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江苏丹徒北山顶
现藏:南京博物院
图像:《东南文化》1988年第3—4合刊,图版二
拓片:《东南文化》1988年第3~4合刊,页37
铭文:
翕自作目,工其元用。
在《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11中,发掘者认为“蔡”为“余昧”
的合文,该矛为吴王余昧矛。商志香覃、唐钰明先生在《江苏丹徒北山顶钟鼎铭
文释证》【21中认为,“寨,,乃合文,其上半部作畲,同畲,即徐,下半部似作j哥
字,此当为徐王自作之矛。我们认为后者的观点是诉确的,因从北山顶墓的文
化属性及该矛铭文本身来看,这件矛应为徐器。
27、徐王之子羽戈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不详
现藏:故宫博物院(一酏减中困历史博物馆)
图像:《殷周金文集成》1 1282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1 1282
铭文:
徐王之子羽之元用戈。
据《春秋·昭公三十一年》所载,“冬十有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传》写作“章禹”)。由此可知,徐国最后一代王是章羽,徐王之子羽戈应
是章羽即位之前所铸。邳州九女墩徐国王族墓群大多位于禹王山下,禹王山名
称的由来很可能与徐王章禹有关。
28、余王利散剑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不详。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图像:不详,剑身全失,仅存格部。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11579,鸟虫书
铭文:
[1]江苏省丹徒考古队:
《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
《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合刊a
[2]商志砰、唐钰明:《江苏丹徒北山顶钟鼎铭I释iiE},《文物》1989年第4期。
余王利散,戊州旬。
29、余王利邗剑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不详。
现藏:台湾古越阁
图像:《古越阁藏铜兵萃珍·铜剑篇》
拓片:《历史文物》第九十期,2001年1月,台湾。鸟虫书。
铭文:
余王利邗,之唯用剑。或王州句,州句。
30、徐王戈(M2:19.4)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
现藏:
图像:《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页266
拓片:《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页266。鸟虫书。
铭文:
(癸)(亥)徐(侯)(侄)子,(戊)王者(旨)於赐。
以上三器铭文均反映出徐、越王室间有着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有着补史、
证史的作用。这三件兵器与徐、越两国王族都有关系。
31、配儿钩耀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浙江绍兴狗头山,共二枚,皆有铭
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图像:《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1卷,页72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426、427
铭文
13口口(初)吉庚午,吴口口口口口口子配儿日:“余孰臧于戎功
口武,余口口塾不敢箭,畲择其吉金铉}蓼镛铝,自作钩键,以宴宾
客,以乐我诸父子口用之,先人是舒。
该器因有一“吴”字,被大多数学者定为吴器,我们认为“吴”之后缺失
六个字,不能据此定为吴器。从人名后所带的后缀“儿”来看,以徐器铭文中
最为常见,如《庚儿鼎》、《傣儿钟》、《洗儿镩》等。再从铭文字体风格上看,
亦与徐国金文字体相似。而且该器营字的写法与徐器《逢郁铺》的相同。同时
这类钩锾、征城之类器物,记有明确国别的只有《徐音告尹征城》,故我们认为
《配儿钩耀》及下面的姑冯皆同之子句耀和其次句罐列能均为徐器,为徐国
贵族南迁后所铸。
32、姑冯塔同之子句罐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江苏常熟翼京flJ'l-
现藏:不详
图像:不详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424
铭文: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姑冯昏同之子择厥吉金,作商旬馏,以乐宾客及
我父兄,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该器铭文揭示出旬擢、征城这类乐器源自于商,这与徐国铜器中保留较多
商文化因素正相符合。如徐器中的尊、觯等器物均源自于商,春秋时这类器物
在中原早已销声匿迹,而在徐人中间却仍继续流行。
33、其次句擢
时代:春秋晚期
出土:浙江武康山,共七枚,惟二器有铭
现藏:故宫博物院
图像: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图158
拓片:《殷周金文集成》421、422
铭文:
唯正初吉丁亥,其次择其吉金,铸句擢,以享以孝,用蕲万寿,子
子孙孙,永保用之。
第二节文献和金文中反映出的徐国王族世系
一、文献中反映出的徐国的王族世系
了解徐国的王族世系,对于徐国铜器和金文进行科学的分期断代研究无疑
是至关重要的。但由于徐国史料的极端匮乏,从文献中能够获得徐国王族世系
的材料非常有限,仅有以下几条:
徐偃王,见于《史记·秦本纪》、《史记·赵世家》、《厉汉书·东夷列传》
等(今本《竹书纪年》作“徐子诞”)。
《史记·秦本纪》:
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Et千里以救乱。
《史记·赵世家》
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
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
《后汉书·东夷列传》
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
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
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
今本《竹书纪年》
(穆王)六年春,徐子诞来朝,锡命为伯。
徐驹王,见于《礼记·檀弓下》
邾娄考公之丧,徐君使容居来吊舍,日:“寡君使容居坐含,进侯玉,
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日:“诸侯之来辱敝邑者,易则易,于则于,易于杂者
未之有也”。容居对目:“容居闻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昔
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无所不用斯言也。客居鲁人也,不敢忘其祖”。
容居,见于《礼记·檀弓下》。同上。
徐君,见于《史记·吴世家》: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扎心知之,为使
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
徐子,见于《春秋·阳公四年》、《左传·昭公四年》。
《春秋·昭公四年》:
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
J、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楚人执徐子。
《左传·昭公四年》
徐子,吴出也,以为贰焉,故执诸申。
仪楚,见于《左传·昭公六年》
徐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逃归。惧其叛也,使选浅伐徐。昊人救之。
章羽,见于《春秋·昭公三十年》、《左传·昭公三十年》,(《左传·昭公
三十年》中写作章禹)。
《春秋·昭公三十年》:
冬十有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传·昭公三十年》
吴子怒,冬十一月,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卵,灭
徐。徐子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昊子。吴子唁而送之,使其迩臣从
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帅师救徐,弗及,连城夷,使徐子处之。
史籍中就这样几条零散的材料
统得多,要想复原徐困的王族世系
相比之F,金文中的材料要丰富得多、系
不依靠金文材料是无法完成的。
二、金文中反映出的徐王世系
金文中共出现十多位徐王,按时代先后顺序排列如下:
西周时期:
1、周穆王时期:
癔君,见于《徐令尹者旨型炉盘》。癔与雁通,瘛君可能是一代徐王。
徐毒,见于《余冉衄缄》。毒字郭沫若先生隶定为襞,并认为一徐爱,殆徐方远
祖,‘余冉’乃徐方之后王”⋯,故徐裴可能是一代徐王。
痛,见于《班簋》。唐兰先生在《两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将》肖隶定为痛,
并认为,“痛字疑与偃通,偃戎即徐戎”121。我们认为这一推断是正确的,班簋为穆
王时器,穆王时东国作乱者,以徐为著,故“东国j岛戎”,或指徐国。7目可能指的是
一代徐王。
2、周厉王时期
徐颁君,见于《次口缶盖》。
攻王,见于《鹰又巢钟》。
徐颁君与攻王指的或为一人,可能是《礼记·檀弓下》中徐国大夫容居所说的
徐国先君驹王,他曾率军“西伐,济于河”。厉王时期铜器《敌簋》记有南淮夷内
伐至于伊、洛的记载,也可能与徐驹王有关。
春秋时期:
i、春秋早期(相当鲁隐公、桓公时期)
余子氽,见于《余子氽鼎》。
余王褰觳,见于《冥甫人匝》。《殷周金文集成》将翼甫人匝的时代定为春秋早
期,由该器铭文还可知,春秋早期徐国曾与其国联姻。
[I]郭沫若: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
[2]唐兰;《两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
2、春秋中期前段(相当鲁僖公、丈公时期)
徐王艟,见于《徐王爿量鼎》,另见于《宜桐盂》写作“余色王季粗”。
3、春秋中期后段(相当鲁宣公、成公时期)
余邑王庚,见于《}允儿镩》,另见于《庚儿鼎》写作“宋琶王之子庚儿”。
4、春秋晚期(相当鲁寰公、昭公时期)
徐王子厢,见于《徐王子埔钟》。
徐王力又,见于《徐王坤又觯》。
徐王义楚,见于《徐王义楚盥箍》、《}危儿镩》、《徐王义楚觯》、《义楚之祭觯》、
《徐王义楚剑》、《徐王义楚之元子剑》。《左传·昭公六年》有“徐仪楚聘于楚,楚
子执之,逃归”的记载,杜预注“仪楚,徐大夫”,乃出于推测,从以上金文材料
可知,义楚曾为徐王,则其聘于楚时应为世子身份。
徐王之子羽,见于《徐王之子羽戈》。从《春秋》经、传中知章禹(羽)为最
后一代狳王。徐王之子羽戈为春秋晚期之器,徐王之子羽应为章禹(羽),该戈为
其做王之前所铸,故将其归入徐王之列。
余王利邗(孜),见于《余王利散剑》和《余王利邗剑》,按《春秋》经、传}己
载,章禹(羽)为最后一代徐王,《余王利坎剑》铭文表明吴灭徐之后,徐人可能
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又再度称王,而且徐、越王室之间有着异乎寻常的亲密关
系。
三、金文中反映出的徐国贵族世系
金文中有许多只称徐王之子、徐王之孙,在文献及其它会文材料q一又找不到其
称王证据的,为稳妥起见,我们均暂将其视为徐国贵族。金文中反映出的徐固贵族
主要有:
1、春秋早期(相当鲁隐公、桓公时期)
自辰,身份是余太子,见于《余太子白辰鼎》。
2、春秋中期前段(相当鲁僖公、丈公时期)
者旨型,身份是瘛君之孙,徐令尹,见于《徐令尹者旨剖炉盘》。
宜桐,身份是来邑王季粗之孙,见于《宜桐盂》。
3、春秋中期后段(相当鲁宣公、成公时期)
洗儿,身份是糸墨王庚之淑子,见于《沈儿铸》。
4、春秋晚期(相当鲁襄公、昭公时期)
王子婴次,见于《王子婴次之,}炉》。
次口,身份是僚顿君之孙,利之元子,见-j二《次口缶盖》。
其次,见于《其次句{萑》。
姑冯皆同之子,见于《姑冯昏同之予旬镶》。
余冉,身份是徐≤子孙,见于《余冉征城》。
者故毒7,身份是徐音舂尹,见于《徐豁尹征城》。
虐又巢,身份是攻王之玄孙,蔽之子,见于《唐又巢钟》。
辛杈乍,身份是徐王之孙,见于《事惧乍钟》。
傣儿,身份是迭斯于之孙,兹锯之元子,义楚之良臣,而逮之字(慈)父,
见于《傣儿钟》。
徐王义楚之元子,见于《徐王义楚之元子剑》。
^fF,身份是徐王之元子,见于《徐王之元子炉》。
连邡(甚六),身份是蕾王之孙,萄廿楚获之子,见于《连邡钟》、《连邡镩》。
夫坎申,身份是甫m荟者甚六之妻,见于《甚六之妻鼎》。
配儿,见于《配儿钩键》。
替,身份是徐贿尹,见于《徐贿尹营鼎》。
第二节徐国金文的特点
一、徐国金文在称谓上的特点
李学勤先生《春秋南方青铜器铭文的一个特点》“1一文中指出,“地理位置
偏南的列国,铭文显然与中原及北方的有很大差异。⋯⋯器主常在自己的名字
前冠以先世的名号,最多见的是某人之孙、某人之子,少数还记有其它血缘关
系,以至君臣关系的。”春秋时期南方青铜器铭文这一个特点,在徐国金文中
表现得尤为明显。如:
余太子白辰
隶邑王季粗之孙宜桐
糸悬王庚之淑子≯允儿
曾孙倦儿,余这斯于之孙,余兹锯之元子,日,“舄摩,敬哉,余义楚之良
【l】李学勤:
《春秋南方青铜器铭文的一个特点》,见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香港两
木出版杜,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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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而透之字父,余舶;透儿⋯⋯,,
叔巢日:“余攻王之玄孙,余蔽子⋯⋯,,
徐王之孙阜f足乍
畲王之孙,割H楚皱之子连郯
徐顿君之孙,利之元子次口
徐《子孙余冉
姑冯昏同之子
吴口口口口口口子配儿
徐王之元子^f^
癔君之孙,徐令尹者旨型
徐王义楚之元子
徐王之子羽
由上可看到,徐人名前以徐王某某之孙、徐王某某之子为修饰语最为常见,也
有一些甚至上溯到远祖,如:瘛君之孙,徐令尹者旨掣;徐妻子孙余冉;唐又巢日:
“余攻王之玄孙,余敝子⋯⋯”;徐颁君之孙,利之元子次口;曾孙傣儿,余这斯
于之孙,余兹锯之元子。这些春秋晚期时的徐国贵族,为了显耀其出身之高贵,
将西周时期赫赫有名的徐偃王和徐驹王等徐人的老祖宗都抬了出来。与此形成鲜明
对照的是,吴、越、楚国之器,一般都直书器主本名,最多称某某之子,称某某之
孙的已较为少见,至于自称某某之玄孙、某某之曾孙的则迄今未见了。所以凭着这
一特点,根据《唐又巢钟》上的一r唐叉巢日: ·余攻王之玄孙,余蔽子’。,’及《臧
孙钟》上的“攻敌中终肢之外孙,坪之子臧孙”,我们即可判定此二器绝非吴器。
春秋时期,徐国金文除了称谓上喜欢在器主名前冠以先世的名号、头衔外,在
人名之后还常加上“儿”作为后缀,如:
余邑王之子庚儿
末色王庚之淑子洗儿
曾孙傅儿⋯⋯余鹏透儿
吴口口口口口口子配儿
根据这~特点,李学勤先生指出《宽儿鼎》“绝非北方的苏器”“1,这个观点
[1]李学勤; 《春秋南方青铜器铭文的一个特点》,见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立集》,香港
两木出版社,1998年。
无疑是正确的,我们认为从字体卜看该器铭文与同期徐器铭文f¨分相像,《宽儿鼎》
或与徐有一定的联系。
镲国金文在称谓上喜欢在器主名前冠以先世的名号、头衔,以及喜欢在人名之
后还常加上“儿”作为后缀,这与史料中关于“夷性仁”和徐偃王行仁政等记载似
有一定的联系。《礼记·檀弓下》中有段文字也能说明徐人颇为尊崇其先君先祖:
邾娄考公之丧,徐君使容居来吊含⋯⋯容居对曰:‘容居闻之,事君不敢忘其
君,亦不敢遗其祖⋯⋯容居鲁人也,不敢忘其祖。
在铜器铭文中不厌其烦地追述先君先祖,这正是徐人“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
其祖”的具体表现,在人名之后加上“儿”作为后缀也是为了向先君、先祖及长辈
表示恭敬和顺从。这样做『F如《礼记·冠义》中所讲的那样:
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徐国设有令尹、贿尹和豁尹之职,楚国也有令尹之
职,这反映出徐、楚之间在官制上可能有先后承袭的关系。
二、徐国金文的字体风格
在徐国文化诸因素中,最具地方特色,最能反映徐文化的发达程度的应该是徐
器铭文了。可以说,人们是因铭文认识了徐器,也因铭文才认识了徐器的历史、艺
术价值。
春秋时期,铜器铭文的书史性质逐渐转变为装饰作用了,这在南方诸国中表现
得尤为突出。李白风在《东夷杂考》⋯指出,“春秋之世,文字丕变,徐淮初肇其
端,田齐复承其势,结穴吴越,荡佚荆楚,中州英雄万古气一变而为蛔娜柔荑,妩
媚多姿”。春秋时期,尽管在不同的阶段,徐器铭文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其总体
的风格却是一致的,即颀长秀丽,纤细规整,刚劲有力,流畅奔放。根据这个特点,
人们很容易将混在一大堆中原器物中的有铭徐器一眼就辨认出来。
徐国金文在春秋时期诸国铭文中有着独特的风格,尤其是春秋晚期的徐国金
[1]李白风: 《东夷杂考》,齐鲁书礼,i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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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体秀顾飘逸,端庄而不刻板,灵活而不妖冶,富于变化而不芜杂,于纤细中
透出道劲,于变化中显出规整,排列错落有致,极富装饰效果。
春秋早期的徐国金文以《余子氽鼎》和《余太子白辰鼎》为代表,此二鼎铭文
笔势略带滞拙,用笔稍嫌拘谨,但相比较同时期中原诸国铭文,此二鼎铭文已显得
较为修长、灵活,已初现春秋中、晚期徐国金文字体秀颀飘逸的特质。
春秋中期的徐国金文可以《徐王}l=j墓鼎》和《庚儿鼎》为代表,这时期徐国金
文仍显得较为朴拙和拘谨,笔划亦较粗壮有力,有波磔,其运笔多少还保留一些圆
转的风味。但字体均较修长规整,排列亦较错落有致,JF向春秋晚期徐国金文字体
秀顾道劲的风格过渡,到《洗儿镩》时已基本完成这一过渡。
春秋晚期的徐国金文可以《俦儿钟》、《眉义巢钟》、《徐王义楚盟盘》为代表,
这时期徐国金文字体风格趋于成熟,总的风格是纤细修长、流畅飘逸,于纤细中透
出道劲,于变化中显出规整,予奔放中又见几分持重,通过错落有致的排列布局,
整篇铭文极富动态感,与器物纹饰交相呼应,具有一‘年中和谐的美。在义楚为王时期,
徐国就已出现了鸟虫书如《徐王义楚剑》。当然春秋晚期的徐国金文也有少数制作
较为粗糙、草率的,如《徐王义楚之元子剑》、《徐王元子炉》,不过这已是徐国金
文的尾声了。
三、徐国金文的用韵
徐器金文不但在字体上有所创新,还在遣词达意上还注意到韵律的运用,令人
读之,朗朗上口。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圈录考释》“1中收录的七件徐器,
每器铭文都有韵。杨树达先生在《积微居金文说》“1中指出,“余前跋《王孙遗者
钟》,谓徐器用韵特精,证知徐文化之卓荦,今于此器(指徐-t.-Jt:A鼎。笔者注)
复添一佳证也”。因为此鼎之“铭文亦如《诗经》中若干篇,于旬术韵之外,兼有
句中韵也。”1961年山西侯马出土的《庚儿鼎》铭文也有韵,“隹正月初吉了+亥,
柬邑王之子庚儿自作售人繁,用征用行,用稣用i爵,眉寿无疆。”。徐器之有铭者,
虽多为春秋战国时器,但文化之发展,非一蹴而就,需要长时期的积累。因此我们
认为,徐在殷周之际应已具备相当发达的文化了。杨树达先生上文中对徐器铭文的
遣词用韵还作过这样的评价,“文辞至简,用韵至精,可知徐之文治殆欲跨越中原
[1】郭沫若: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卜海古籍}b版社t
1999年。
[2】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科学出版社,1959年。
诸国之上,宜强邻之楚忌而必灭之为快也”。
《}允儿镩》、《俦儿钟》、丹徒北山顶吴王余昧墓所出的《逵邡钟》, 《甚六
之妻鼎》、绍兴306墓出土的《徐贿尹臂汤鼎》、及邳州九女墩二号墩出土的《事咀
乍编钮钟》、三号墩出土的《唐又巢铸》,其铭文布局规整,用韵谨严,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徐文化底蕴之深厚。
第四节从金文材料看春秋时期徐国的兴衰
徐国金文记事者甚少,内容多为宴飨、祭祀之事,且多用当时所流行的套语,
故徐国金文中所反映出的史实,殊为有限,但结合其它相关文献和金文材料,我们
仍可从徐国金文中找到一些反映徐国兴衰的蛛丝马迹。
从春秋早期、中期徐国金文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战争的影子,看到的多是如《洗
儿镩》中所描述的“用盘饮酒,繇会百姓,淑于威仪,惠于盟祀,J敷以宴以喜,
以乐嘉宾及我父兄庶士,皇皇熙熙,眉寿无疆”那样一派祥和的景象。这说明在春
秋早、中期之时,尽管徐国势力渐渐衰落,但它仍维持着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和尊
严。
到了春秋晚期的前段,徐国金文如《俦儿钟》等仍继续歌咏太平祥和的景象,
但到了春秋晚期的后段,徐国金文中有关战事的内容开始增多。如《余冉钲£戚》:
⋯⋯余以行台师,余以政台徒,余以口台口,余以伐。徐|子孙余冉铸此钲铖,
女勿丧勿败⋯⋯
《徐豁尹征城》
⋯⋯徐留尹者故毒怕作征城,次者升予兄,做至剑兵⋯⋯
由这些铭文可看出春秋晚期的徐国已进入了多事之秋,必须加强武备,以随时
抵御外来入侵。当时徐国在齐、楚、吴的轮番打击之下,国势已明显衰落,但只要
条件许可,它仍时时想维持昔日威霸诸侯时的体面和排场。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
徐人作了一些自认为合乎礼制,然而却遭到别国人非议的行为。《礼记·檀弓下》
有段文字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邾娄考公之丧,徐君使容居来吊含,日:“寡君使容居坐含,进侯玉,其使容
居以舍”。有司曰:“诸侯之来辱敝邑者,易则易,于则于,易于杂者,未之有也”。
容居对日:“容居闻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
于河,无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鲁人也,不敢忘其祖”。
容居以人臣之位而欲行人君之礼,无疑是把邾国看作徐的属国,因徐人称王,
故徐王派出的使者,地位同于诸侯,这要是在徐国兴盛时期,应是天经地义的事。
然而,当国运衰败之后,再以王者自居,就要遭到别人的异议了。
在《甚六之妻鼎》铭文中,徐国已沦为吴同的附庸:
⋯⋯甫遽者甚六之妻夫坎申,择其吉金,作铸宙人鼎,余以煮以鬻,以伐四方,
以从攻腐王,巢万子孙,莱保用鬻。
在《徐贿尹暂汤鼎》中,我们呵看到迁到绍兴一带的支徐人,不忘亡国之
耻,决心整肃风俗,以图东山再起的情景:
⋯⋯徐贿尹智自作汤鼎,宏良望敏,余敢敬明祀,4津涂俗,以知恤言辱,
寿躬毂子,眉寿无期,永保用之。
从称霸诸侯,到流散四方,春秋时期徐人所经历的荣耀与屈辱,在金文中都有
所表现。
第五节也论唐叉巢编铸的国别
《考古》1999年第1l期发表了谷建祥、魏宜辉先生的《邳州九女墩所出编镩
铭文考辨》(下面简称《考辨》),读后颇受启发。该文作者根据这组编镩的形制、
铭文和纹饰等方面特点,判断觳巢编铸当属春秋晚期时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
是该文作者认为,“觳巢编铸铭文中的。攻王’是由‘攻吴王’之脱漏造成的,因
此这批铜器也就可以断定为吴器”,这个结论则是我们所不敢苟同的。
我们认为,无论是从铭文的内容上看,还是从口又巢编铸的形制、纹饰和铭文
字体风格上看,或者是从邳州九女墩二号墩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所出器物的整体风
格上看,唐叉巢编镩都应为徐器,而非吴器。
1、从逻辑上讲,漏字之说不能成立。唐又巢编锶共有六枚,形制相仿,大小相
次。最大的一枚重8.6千克,钲长25.8厘米;最小的一枚重2.5千克,钲长16.3
厘米。而且《考辨》称唐又巢编德铭文“行款有异”。因而,这六枚编镩并非一范铸
成,由此可知,这六枚觳巢编铸铭文应是分别铸或刻成的。既然如此,脱漏之说
就很难成立,因为如果确系脱漏,最多漏刻一件、两件,总不致于六件全都漏刻。
况且由该组编镩“隧部内侧和两铣角有磋痕”,可知这组编铸均经过调音师的精心
锉磨调试,应为实用之乐器,而非匆忙作成专作陪葬用的冥器,既为日常实用之重
器,如果铭文真的漏刻,也一定会被器主及时发现而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绝不会
对此视若无睹,听之任之。再者,编钟乃国之重器,先公先王的名号头衔更是神圣
无比,祖先名号头衔出现漏刻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如果真的出现了无法补救
的漏刻现象,器主宁可毁器重铸,也不会容忍这种大不敬现象的存在。
2、从春秋时期金文体例上看,《觑巢编镩》铭文在称谓也不存在所谓漏刻现
象。《觳巢编镩》铭文如下:
佳王正月初吉庚午,觑巢日:“余攻王之玄孙,余蔽子,择其吉金,自作稣
钟,以享以孝,于我皇祖,至于子孙,永宝是舍。,,
春秋时期,铜器铭文上器主自称为“某某之玄孙”的时候,玄孙前面的定语~
[1]拙文曾在《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发表,此次收入,略有改动
般均为具体某位王的名号(尤其当“某某之玄孙”之后紧接着“某某之子”更是如
此),比如:
安徽舒城九里墩出土的青铜器座铭文(《殷周金文集成》429):
隹正月初吉庚午,余舟此于之玄孙⋯⋯
Eh此可知,《自叉巢编镩》中的“攻王”应为具体某位王的名号,那么,这位“攻
王”究竟是谁昵?我们认为此君很可能是《礼记·檀弓下》中徐国大夫容居所说的
徐国先君驹王。 《礼记·檀弓下》中的原话如下:
邾娄考公之丧,徐君使容居来吊含,日:“寡君使容居坐含,进侯玉,其使客
居以含”。有司日:“诸侯之来辱敝邑者,易则易,于则于,易于杂者,未之有也”。
容居对目:“容居闻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
于河,无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鲁人也,不敢忘其祖”。
金文中“攻”与“旬”相通,如《宋公i靛簋》(《殷周金文集成》4589)
有殷天乙唐孙宋公i靛,乍其妹句吾史夫人季子媵簋。
文献中“攻”与“句”相通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攻敌常被写作句吴。而“驹”
与“旬”音同或可通假。因而“攻王”很可能指的是“驹王”。
1984年,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大墓出土的《次口缶盖》上刻有:
徐颁君之孙,利之元子次口择其吉金,白作卵缶,眉寿无期,子子孙孙,莱保
用之。
《次口缶盖》的出土酋次从古文字学和考占学的角度证实了《礼记·檀弓下》
中关于徐国先君驹王的记载,从《次口缶盖》和《唐又巢编镑》铭文可以看出,驹
王的确是徐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一代君王,直到春秋晚期徐人仍念念不忘自己是
“徐颁君之孙”、“攻王之玄孙”。这里的‘‘颁”、‘‘攻”与“驹”可能是同音通假。
3、从称谓上看,春秋时期,铜器铭文中器主自称“某某之玄孙”、“某某之曾
孙”的多见于徐系铜器,如《俦儿铡,》
隹正九月初吉丁亥,曾孙傣儿,余这斯于之孙。余兹销之元子,日,“患库,
敬哉,余义楚之良臣,而运之字父,余瞄透儿得吉金镩铝以铸稣钟,以追孝先祖,
乐我父兄,饮猷歌舞,孙孙用之,后民是语。
而吴国铜器铭文中一般只称器主本名,或有称“某某之子”的,称“某某之孙”
的已较少见,至于器主自称“某某之玄孙”、“某某之曾孙”的则迄今未见。
4、从铭文内容和字体风格上看,《自又巢编镩》与邳州九女墩三号墩所出d,j:t
乍钮钟》相近。《辛『咀乍钮钟》铭文如下:
难正月初吉丁亥,徐王之孙袱乍,择其吉金,铸其铄钟,以享以孝,用蕲眉
寿,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出土觳巢编铸的邳州九女墩二号墩出土与审强乍钮钟的邳州九女墩三号墩
F强乍钮钟相距仅五、六十米,二者时代相近,风格相似,应同为徐器。
5、从钟的形制、纹饰上和铭文字体风格看,叔巢编镩与徐器违邡镩十分相似,
而与吴器者减钟迥异其趣。叔巢编镩与徐器逢都镩除在钮的形制上有所不同外(前
者为长方形单钮,后者为对称式蟠龙复钮),二者在鼓部、舞部和篆部的装饰如出
一辙,均饰具有典型徐器装饰风格的羽翅式兽体卷曲纹。二者在铭文字体风格上也
极为接近,正如彭适凡先生所总结的那样,“纤细中显得规整,流畅中显得持重”,
为典型的春秋晚期徐器铭文的风格。
最后,从邳州九女墩大墓群的性质来看,我们在第一章中已详细论证了邳州九
女墩大墓群为春秋晚期徐国王族墓地,自又巢编铸既然出自徐人墓中,且又具有明
显的徐器特征,自然理应为徐器。
第三章徐国青铜器群综合研究
徐国青铜器无疑是徐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要想对徐国文化和历史有较深入、客
观的了解和认识,就必须对徐国青铜器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长期以来,
由于未能发掘到一座完整的,可以确指为徐国的墓葬,人们只能对零星地出于窖藏
或晋、吴、越等地墓葬中的具铭徐器,以及一些自清代以来的传世具铭徐器进行研
究,因此人们无法了解作为随葬礼器的徐国青铜器的组合方式、共出遗物,这极大
地限制和阻碍了人们对徐国青铜器的文化内涵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研究。邳州九
女墩大墓群出土的一批青铜器.是首次在徐国故土上徐人墓葬中出土的成组青铜
器。这批青铜器对于认识徐国青铜文化的全貌至关重要。本文将结合邳州九女墩几
座徐国贵族大墓及其它相关墓葬新出土的发掘材料,对徐圈青铜器群作一初步的分
期、断代研究工作。
第一节徐国青铜器的组合方式
由于零散的传世品大都几经周转,具体的出土情形如伴出器物等情况多已不
详,故这里只能主要就出土于墓葬或窖藏的徐园青铜器群的组合方式进行考察。
1、江西高安铜器群(12件)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江西高安县城西四十五里的山下田中,农民熊氏
掘得青铜器十二件,其中“钟铎类”大小九枚(徐酋舀尹征城为其中之一)、觯三件
(徐王斥又觯、徐王义楚觯、义楚觯)”1。
2、江西靖安铜器群(3件)
1979年4月,江西靖安县水口公社出土青铜器三件,分别为徐令尹者旨召炉
盘、徐王义楚盥箍、炭铲。出土于窖藏”’。
3、山西侯马上马村13号墓铜器群(部分为徐器)
1961年,山西侯马上马村1 3号墓共出土铜器一百捌拾余件,其中有鼎七件(包
[1]参见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2]江西省历史博物馆、靖安县文化馆,
《江西靖安出士春秋徐国铜器》, 《文物》1980年第8期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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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庚儿鼎两件)、镒二件、方壶二件、铨四件(报告中称簋)、簧两件、编钮钟九
枚及工具、兵器、车马器若干“3。同出器物有陶鬲、石编磬、玉饰、海贝等。陈公
柔先生认为,与庚儿鼎“同出有两件方壶。方壶及高圈足均透雕,两兽状耳,垂环。
壶盖四角作透雕龙形附瞢。壶肩部四角亦有龙形附兽。身上饰鳞甲纹。壶的腹壁花
纹为凸起的龙纹、风纹、蟠蛇纹、蛙纹所组成。蛙纹四足伸展,身饰鳞甲、有尾。
《简报》又云:‘另一铜壶的盖上透雕蟠蛇纹,两蛇之间隔以蛙纹。’蛇蛙纹饰非北
方所常见,此壶所饰应是吴越系统的花纹”。’。我们认为该器与1958年邳县(今
邳州市)火石埠刘林古墓所出两件铜方壶形制相似,应同为徐器,另外,侯马上马
村13号墓所出的四件{会办与刘林古墓出t:的两件西耄辩会相仿,两件镶亦与刘林古
墓出土的两件西笛簋相似,所出之缀与徐王义楚盥盘有相似之处,编钮钟亦与邵
州九女墩二号墩、三号墩所出编钮钟相似,所以我们认为候马上马村13号墓所出
铜器除庚儿鼎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如上面所提及的器物,均应为徐器。
4、绍兴306号墓铜器群(17件)
1982年,在绍兴坡塘306号墓[j}】,共出土铜器十七件,其中有徐睛尹臂鼎一
件、徐王元予炉一件、圜底鼎二件、兽面鼎、瓶、靓蠢、熊磊、彝、鉴、尊、铜质
房屋模型、插座、小铜豆、小铜壶、小阳燧、铜洗各一件及刀、削、凿等文具若干。
伴出其它质地的器物有,陶罐、陶豆、玉佩、玉璜及玛瑙饰、金器等。
5、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铜器群
1984年5月,在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1,出土铜器甚多,重要的有逵郊钟
七枚、道邡镩五枚、镩于三件、丁宁一件、鼎三件、缶二件、盘(报告中称鉴)
一件、鸠杖一副、斧、斤各一件、刀、削等文具、矛、戟、矢等兵器及辖軎、衔环
等车马器若干。伴出其它质地的器物有陶盆、陶壶、印纹硬陶罐、石编磬、鼓桴头、
骨贝等。
6、江苏邳州刘林春秋墓铜器群
距粱王城北约l公里的刘林遗址, 是一处内容丰富的新石器至商周时代文
化遗址。1958年冬,这里发现一座春秋时期贵族墓葬”3,出土了大量青铜器,
[1]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山西侯马,f:马树东周墓葬》, 《考古》1963年第5期。
[2]陈公柔:《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厦其他》,见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t香港
两术出版社,1998年。
[3]浙江省文管会等: 《绍兴30B号战国墓发掘简报》, 《文物》1984年第1期。
[4]江苏省丹徒考古队: 《扛棼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
《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台刊。
【5】参见南京博物院:
《1959年冬徐州地l塞:考古调查》. 《考古*196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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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已流失,征集到的有方壶2件,镂空方盖l件,西皙簋2件,匝1件,衔2件,
勺2件,西畿会3件,镂空瓿l件,大鼎1件。据高明、张正祥等先生的考证,西
召咋会的时代应为春秋中、晚期,约为公元前600年前后“3。
7、江苏邳州九女墩二号墩铜器群(64件)
1995年春,在江苏邳州九女墩二号墩出土铜器六十四件,其中有唐又巢镩六枚、
编钮钟八枚、鼎三件、缶一件、及戈、矛、斧、镰、刀、削若干。伴出其它质地的
器物有陶鼎、鬲、豆、罐、印纹硬陶罐、石编磐、石球、海贝等”l。
8、江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铜器群(222件)
1993年春,在江苏郅』-i4)L女墩三号墩出土铜器二百二十二件,其中有p强乍
编钮钟九枚、编镩六枚、编甬钟四枚、鼎六件(包括兽酋鼎~一件)、豆、盘各五件、
鬲、壶、尊、龙首盂、叠、缶、炉盘各一件、杖饰一副、削、锯、锄、镰、戈、剑、
钩、镞及车马器若干。伴出其它质地的器物有陶罐、鬲、印纹硬陶罐、石编磬、玉
壁、玉璜、水晶环、海贝、角镳等。“。
尽管上面的几处墓葬和窖藏除邵州九女墩三号墩外,其余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盗
扰,我们仍可从中粗略看出徐国贵族大墓中青铜器群组合的基本特点:
1、对乐器十分看重。丹徒北山顶春秋墓有编钮钟、编镩、绰于、丁宁,邳州
九女墩二号有编钮钟、编铸,邳州九女墩三号墩有编钮钟、编镎、编甬钟,且以}:
三墓均配有石编磬,九女墩二号、三号墩还严格按照“诸侯轩县”的乐悬方式摆放
钟、磐。
2、对中原所盛行的列鼎制度并不看重。在徐器中迄今未见中原诸国流行的与
鼎相配使用的簋。规模较大的邳州九女墩三号墩也只出了三件大,Jq<H次的列鼎。
3、徐人继承商人嗜酒的传统,徐器中多有酒器,如江西高安出三件觯、邳州
九女墩三号墩出有壶、尊、龙首岙、蓉、缶,绍兴306号墓出有尊、蟊、爨,丹徒
北山顶春秋墓、邳州九女墩二号墩出有缶,刘林古墓出两件铜方壶,侯马上马村
13号墓出土两件铜方壶。
[1]参见高明:《高明论著选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张正祥:
《西待铨》, 《南京博物院集刊》第5
辑,1982年。
【2】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二号墩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l期。
【3】孔令远、陈永清:《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三呼墩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5期。
第二节徐国青铜器的形制
我们从现有的徐国青铜器图像资料中,选取标本件数较多及具有地方特色的
典型器物,进行排比分析。计有鼎、尊、壶、盘、缶、炉盘、钟七类。现依次对各
类器物的型式分述如下:
(一)、鼎
春秋时期徐国的鼎形器可分为五型。
A型,兽首鼎,在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1件,M3:d1,附耳,口曲,深腹,底
较平缓,三蹄形足较矮小,鼎前伸出一兽茸,圆目突出,兽舀‘上耸两犄角,角上饰
羽翅式兽体卷曲纹,内填三角形雷纹,颈、腹交界处饰一剧绳纹,颈、腹部均饰蟠
蛇纹。兽首内空与鼎腹连接,兽嘴无孔,不起流的作用。鼎后有脊棱作尾。这类兽
首鼎以往曾在群舒故地出土过数件,因而被多数学者认为是群舒特有的器物。邳州
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这件兽首鼎,加上绍兴坡塘306号墓出土兽首鼎残片,以及江
西贵溪崖墓出土的一件陶质兽苗+鼎,均表明兽首鼎与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也
为徐、舒文化属同一体系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B型,罐形鼎,在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1件,M3:39,直口,方唇,短直颈,
鼓腹、圆肩,圜底,三蹄形足较粗矮。肩上有两耳,为圆雕立虎形状,虎身下穿有
套环。肩上饰一周三角纹,内填云雷纹。肩及腹部有四道绳纹。腹部饰以三角云雷
纹组成的菱形纹。底为索面。覆盘形平盖上饰以菱形图案为地纹。以两蟠螭头回首
相顾而形成的环钮为中心,盖上铸有立雕虎、鹿四组,一、二组分别为四立虎两两
相对,第三、四组分别为四虎四羊,虎与羊间隔着排列立于盖的边缘。
C型,汤鼎,在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1件,M3:62,小口、短直颈、扁球形腹、
三蹄形足、肩上有两环状立耳作双头蟠螭曲体拱背之状,蟠螭为方头、竖耳、圆睛、
鳞纹颈。覆盘形平顶盖中央有一桥形钮,边上另置三个两头翘起立兽形圆钮。底有
烟炱痕。绍兴坡塘306号墓出土徐腈尹臂汤鼎一件,邳州九女墩二号墩也出土1件
汤鼎。关于汤鼎的用途,陈公柔先生指出“此式鼎⋯⋯多与廉缶同出,知为浴器”。
D型,附耳盆形鼎,在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3件,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大
小依次递减。M3:35,子母口内敛,有两长方形附耳立于肩上,微侈,弧壁内收成圜
底,三蹄形足根部饰羽翅式兽体卷曲纹。通体饰有细勾连雷纹,腹部有一周绳纹,
底部有烟炱痕迹。覆盘状弧形盖面上饰勾连雷纹,上有三圆形钮。这类鼎在春秋中
晚期徐国铜鼎中是最为常见的类型,在邳州九女墩二号墩出土3件,丹徒北山顶春
秋墓出土3件(云纹鼎、夔纹鼎、甚六鼎),绍兴坡塘306号墓出土2件(圜底鼎)
均属此类。
E型,沿耳盆形鼎,这类鼎是春秋早期徐国铜鼎的常见类型,如余子氽之鼎,
该鼎的形制是,沿耳直立,浅腹聚足,三蹄形足,腹为半球状,胸部饰变形蝉纹一
周。与其形制相似的还有余予氽鼎(腹部饰有两方连续的蟠螭纹)和徐王舟量鼎(胸
部饰窃曲纹一周),在邳州梁王城金銮殿遗址的两座春秋早、中期墓葬中,共出土
四件这种形制的铜鼎。
(二)、尊
春秋时期徐国的尊只有一种形制,在绍兴坡塘306号墓和在邳州九女墩三号墩
中各出土一件。
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1件,M3:79,三段式尊,侈口,高颈,斜肩,扁鼓
腹,高圈足外撇,下接高l厘米的直裙,颈下端和圈足上端各饰一周细密的锯齿纹
和纤细的交连云纹。腹壁上、下以连珠纹为栏,其间满饰双钩变形兽面纹,在扁薄
突起的细道之间配以细线纹,并布满极细小的棘刺纹。绍兴坡塘306号墓所出之尊,
与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尊形制、纹饰基本相同。
(三)、壶
春秋时期徐国的壶可分二型。
A型,方壶,邳州火石埠刘林占墓出土两件铜方壶,方口,口沿较窄略外卷,
长颈,高圈足,有两环形耳,壶盖为透雕蟠螭纠结丽成,壶肩、腹四角附有兽形脊
棱,壶颈部饰有交龙纹,腹部饰有垂鳞纹。山西侯马上马村13号墓也出有两件类
似的方壶,不同之处在于其圈足的上半部分为镂孔,细部纹饰也略有不同。
B型,提链壶,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1件,M3:64,方唇敝口,口沿外撇,
颈部较长,腹部较鼓,束腰平底。肩部有两蛇形环钮,套有十个环相连组成提链,
盖上亦有两环钮,各套一铜环,与提链套起。提梁呈两蛇曲体拱背之状,盖上饰蟠
蛇纹。壶颈饰一周交龙纹,腹部饰交织套结成网格状的络纹,将腹部分成三段数小
区,各小区内填蟠蛇纹。
(四)、盘
春秋时期徐国的盘可分三式。
I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出土,一件,MJB:i0,原报告中称为青铜鉴,大口,
折沿,腹斜收,平底,有三矮蹄形足,两铺首环耳,颈、腹部饰有空心乳钉状凸起
的变形蟠蛇纹,其间有绳纹三道,腹下饰一周三角纹,内填变形云雷纹。1974年
江西清江临江镇出土一件蟠蛇纹鉴,与此器相似。(见《t扣国青铜器全集》第ll
卷页148上)
II式,江西靖安县水口公社出土徐王义楚盥监,一件,大口,广腹,平底,两
铺首环耳,颈部饰有空心乳钉状凸起的变形蟠蛇纹,颈、腹处间以一周绳索状堆纹
和云雷纹组合,腹部饰密集的横条沟纹。
III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五件,大小、形制、纹饰基本相同。M3:34,
口沿方折,颈略收,肩稍斜,腹部直缓,平底,腹部饰两道绳纹,颈、腹部均饰细
密、整齐的蟠蛇纹。腹下部饰两周三角纹,内填变形云雷纹。
这三式盘,清楚地显示出徐国铜盘从有耳有足到为无耳无足的演化、蜕变过程。
(五)、缶
春秋时期徐国的缶只有一种形制,在邳州九女墩二号墩、三号墩各出土一件,
在丹徒北山顶春秋墓中出土两件。
邳州九女墩二号墩出土一件缶,M2:75,方唇,乎沿,直颈,鼓腹,平底,
矮圈足。弧顶盖,盖周缘有四兽形钮扣于缶口,与缶口咬合,盖顶有四个鸟形环饰,
缶腹部有四个鸟形饰,盖面和缶腹部均饰蟠螭纹。丹徒北山顶春秋墓中出土的两件
缶(M:6:M:7)与邳州九女墩二号墩所出形制基本相同.仅细部装饰略有差异。
(六)、炉盘
春秋时期徐国的炉盘可分四式。
I式,徐令尹者旨搿炉盘,江西靖安出土,一件,该炉盘整体厚重,形制较大。
分盘体和底座两部份。盘为直口,斜沿,突唇,直腹,平底,腹壁有两对称的环链
状附耳,器腹满饰规整的、细密的交龙纹。底座为一直径四f.五厘米的圆环,上置
十根兽首衔环状小支柱,尾端上承盘体。环座与支柱均饰绚索纹。
II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一件,M3:53,该炉盘整体厚重,形制较大。
分盘体和底座两部份。盘为直I/1,折沿,斜折腹,平底。盘口沿两面各爬有一虎,
前二爪抓盘口沿,嘴衔盘沿,虎耳竖立,尾巴翘起。盘肩有两环形钮,套有提链。
颈、肩部饰蟠蛇纹。底座为长方框,上置有二十余根小支柱(因缺一角,故不知确
数),一端接方框底座,另一端承盘体。
III式,王子婴次炉,1923年在河南新郑县(今新郑市)李家楼一座春秋时期
大墓中出土,一件,器似长方盘,敞口,圆角,浅腹,平底,器底围列柱状残足二
十三个。腹壁前后各有一环钮,钮上系一圆环,左右两端各有鼻钮二,为三节提链,
通体饰斜方格谷粒纹,上下均以绳纹为界。
Ⅳ式,徐王之元子炉,浙江绍兴306墓出土,一件,广口,平沿,颈部稍内收,
腹微弧,炉底座为五条蟠螭倒立于圆环之上,侧视犹如镂孔的圈足。腹壁饰细密的
蟠螭纹,下段饰三角形纹,内填变形云雷纹。
(七)、编钟
春秋时期徐国的编钟可分三型,钮钟、甬钟和镩钟。
A型,钮钟,p强乍编钮钟,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九件,形制、纹饰基
本一致,大小相次成一组。钟体厚实,声音宏亮,表面锈蚀较轻,铜胎较好。长方
形钮,铣棱齐直,于13弧曲较大。钮为素面,舞、篆间均为夔龙纹。鼓部为交龙纹,
两两相对,龙身以雷纹为底,十分精致。钲部及两铣均有铭文。月徒:ll:lU顶春秋墓
出土七牧逢郊编钮钟、邳州九女墩二号墩出土八枚编钮钟,形制、纹饰均与p咀乍
钟基本一致,传世品俦儿钮钟、徐王子埔钮钟除钊t钮上增有附饰外,形制、纹饰
也与以上徐国编钮钟基本一致。
B型,镩钟,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编镩六件,形制、纹饰基本一致,大小相
次成一组。钮为扁形复钮,由两对大龙及两对小龙纠结而成。平舞、平于Lq、铣棱
直。纹饰华丽精致,与同出甬钟一致。阳线框隔枚区,枚呈螺旋形,篆间饰细密的
羽翅式兽体卷曲纹,舞及鼓部饰羽翅式兽体卷曲纹,细部填云纹、栉纹、三角纹等。
编镩于口内铸有内唇,唇呈带状,唇上有调音时留下的锉磨痕迹。邳州九女墩二号
墩出土的六枚厦又巢编镑、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出土的五枚追邡镩形制、纹饰与邳州
九女墩三号墩所出基本一致,沉儿锶的形制与以上徐国编镩基本一致,只是纹饰
上有所区别,该铸鼓部饰对称式的八龙交缠纹,篆间饰三角形蟠龙纹,与以上徐国
编钮钟上的纹饰相像。
c型,甬钟,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编甬钟四件,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大小
依次递减。甬为八棱柱状,内存红色陶土范芯。甬上端稍细,下部渐粗,斡、旋具
备。铣棱略显弧度,铣角部微微内敛。鼓部较阔,于口弧曲稍大。甬面、衡部饰细
密的羽翅式兽体卷曲纹。钟体表面以阳线框隔枚区,枚作二节圆柱状。钲部素面,
篆间和鼓部也饰羽翅式兽体卷曲纹,其细部填饰卷云纹、栉纹及三角纹。舞面纹饰
与鼓面相同,十分精致。各甬钟于口内均有调音锉磨痕迹,且四侧鼓部内面均有修
长的音梁。著名的传世品王孙遗者甬钟、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出土的二十六枚王孙
诰甬钟在形制纹饰上,均与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编甬钟极为相似。
第三节徐国青铜器的纹饰
1、羽翅式兽体卷曲纹
徐国编钟上大多饰有浮雕羽翅式兽体卷曲纹,这种纹饰源于中原西周编钟上常
见的对称相背式卷龙纹,如克钟和梁其钟的鼓部。经徐人改造之后,兽体呈羽翅状,
头部较粗,呈云雷纹盘旋状,尾端尖锐翘起,兽体内一般填以栉纹。这种纹饰具有
一种强烈的律动感,饰于编钟上极富艺术魅力,仿佛是一串串跃动的音符会随着钟
声的响起而飘荡在空中。春秋时期的徐国编钟如俦儿钟、连邡钟及邳州九女墩三
号墩出土的编甬钟、编铸钟等都饰有这种纹饰。
2、蟠蛇纹、绳纹与三角纹
春秋晚期徐国青铜器上常见蟠蛇纹、绳纹与三角纹这三种纹饰的组合,尤以盘
上最为常见。如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盘腹部饰两道绳纹,颈、腹部均饰细密、
整齐的蟠蛇纹。腹下部饰两周三角纹,内填钩线的变形云雷纹。蟠蛇纹己图案化、
模式化,应是受印纹陶模制花纹做法的影响。徐王之元子炉、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出
土盘M3B:10也是类似的做法。
3、锯齿纹、蟠蛇纹与连珠纹
锯齿纹、蟠蛇纹与连珠纹的组合在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铜尊M3:79,颈下
端和圈足上端各饰一周细密的锯齿纹和纤细的交连云纹。腹壁上、下以连珠纹为栏,
其间满饰双钩变形兽面纹,在扁薄突起的细道之问配以细线纹,并布满极细小的棘
刺纹。绍兴306墓出土的铜尊和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出土的鸠杖均有同样的纹饰。
4、龙首纹、交龙纹
龙首纹多用于鼎上,如庚儿鼎的龙纹,单元纹样作方形,龙的头、颈方折,口
似吐舌,躯体很短,与相邻的单元的龙纹颠倒反置。徐令尹者旨召炉盘和余太子鼎
的交龙纹,两龙尾部相交,龙头各居一角,躯体较长,组成一个比龙酋纹较大的方
形单元。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铜壶、杖饰上办有交龙纹的运用。
第四节王子婴次炉的复原及其国别问题
王子婴次炉是1 923年在河南新郑县(今新郑市)李家楼一座春秋时期大墓
中发现的,同出的还有钟、鼎、鬲、簋、簋、尊、齄、壶、舟、洗、盘及兵器、
车器、马饰等青铜器共百余件⋯。王子婴次炉的器形、纹饰及铭文字体均与同
墓所出的其它器物风格迥异。长期以来,学者们对王子婴次炉的底座形状、用
途及其国别有着不同观点。下面我们结合最近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春秋
晚期徐国王族大墓出土的方炉及其它相关材料,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本文有
关器物图见附图十三)。
1、关于王子婴次炉底座的形状
王子婴次炉出土的时候,其底部已残,对于其底座的形状,主要有以下三
种观点:
郭沫若先生认为,“炉呈盘形,仅有至浅之圈足,知必有座。器与座且可分
离,⋯⋯其座且具存于《图录》中,所谓‘残丰’者是也。此器四柱上承,四端
连结可形成矩形,一见可知其必为方座之器,⋯⋯且二者同出于一墓,而尺寸
亦相埒,此而可谓非一+器者,吾不信也””】。
郭宝钧先生认为,其底为“连珠形泡状足二十三个,支持上体”,以使得“器
底不亲地,热可温室”。“。
马世之先生认为,“其座或许有如曾侯乙墓炒炉下部之形状,即一盛炭之设
施。’’‘“。
这里需要附带提及一下关于所谓“残丰”用途的讨论,徐中舒先生认为,“新
郑遗物中有铜制操蛇之神,作戴蛇、操蛇、践蛇之形,占或以为镇墓之用。《新
郑古器图录》以为残丰,盖不足信。”41郭宝钧先生也认为,“有所谓‘不知名器’
一件,突目方鼻,头生四角,足踏双蛇,状甚觉怪,或以为‘残丰’,或以为‘炉
[1]关百益:《新郑古器图录》,1929年,转引自[2]。
[2]郭沫若:《新郑古器之~二考核》,见《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版社t
1961年10月。
[3]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
[4】马世之:《也谈王子婴次炉》.《江汉考古》1981年第1期。
[5]转引自罗桂英:《馆藏珍品·春秋镇墓兽》,《历史文物》(台北).Ii卷第2期(2001年2月)。
座’,皆有未谛,若按信阳长台关镇墓兽之例测之,疑或是古方相之臆造,而后
为镇墓蓿的前型,亦未敢定”⋯。徐、郭二先生关于“残丰”即镇墓兽的推断无疑
是正确的。而且残丰与炉盘出土的位置不同, 一在墓穴的东北隅,一在北而稍
偏西,况且残丰后两柱高,前两柱低。其上显然不可置物。另外“残丰”上只有
四柱,而炉底有二十三个支柱痕迹,故郭沫若先生认为“残丰”即炉盘底座的说
法不能成立。
郭宝钧先生认为炉底为连珠形泡状足---9一三个,与他所说的“器底不亲地,
热可温室”相矛盾,这种泡状足高不及一指,几与器底着地没什么差别,又怎能
起到“热可温室”的作用昵?故“连珠形泡状足”底座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马世之先生认为炉座为带三矮蹄形足的浅盘,亦与王子婴次炉底部的残足
痕迹不合。
那么,王子婴次炉的底座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最近,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
三号墩徐国王族墓中出土的一件方炉为我们揭开了这一谜底。该炉盘整体厚重,
形制较大。分盘体和底座两部分,盘体与底座合为一体,不可分开。盘为直口、
折沿、斜折腹、平底。盘口沿两面各耙有一虎,前二瓜抓盘口沿,嘴衔盘沿,
虎耳竖立,尾巴翘起。盘肩有两环形钮,套有提链。颈、肩部旋有蟠蛇纹。底
座为长方框,上置有二十余根小支柱(因缺。一角,故不知确数),下接方框底座,
上一端承盘体。长52、宽38、高26厘米”1。
将王子婴次炉的底部对照一一F;Si.女墩所出方炉的底部,我们不难看出王子
婴次炉底部所余的二十三个小支柱的残痕,其原来的形状正如九女墩方炉底座
一样。这种底座应为圈足的一种变体,目的是将炉盘底部架高,使之不接触地
面,让炉盘所产生的热量尽量地散发出来。还有一件徐国炉盘即江西靖安出土
的徐令尹者旨召炉盘,其底座亦与上面二器相近,略有不同的是,其底座呈环
形,上置十根兽酋衔环状小支柱,尾端上承盘体”1。再有一件浙江绍兴306墓
出土的徐王之元子炉,该炉底座为五条蟠螭倒立于圆环之上⋯,侧视犹如镂孔
的圈足。亦与上述炉座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王子婴次炉的底座正如上
述炉座相似,应为二十三个小支柱上承盘体,下连方框圈足而成。
【l】郭宝钧:《商同铜器群综台研究》,文物⋯版社,1981年。
[2】孔令远、陈永清:《江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5期。
[31江西省历史博物馆、靖安县文化馆:《江西靖安出~卜眷秋徐国钢器》,《立物》1980年第8期。
[41浙江省文管会等:《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2、关于王子婴次炉的用途
关于该器的用途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观点。
王国维先生认为,“廑,《说文》云,‘饭器也’。又云‘U虚’,饭器以柳为
之,“虚者,U廑之略也”⋯。容庚、张维持先生也认为,“所谓篓虚(即u虚),
是象长阔口的盛饭嚣”“1。他们都认为王子婴次炉为盛饭之器。
马世之先生认为是作为炊器用的炒炉。。”
郭沫若先生认为,“其器坦平而无盖,不适于为饭器。””“‘许书‘缝,方蕴
也,从金虞声’,今器为方器,与许说正合”。“余谓此乃古人燃炭之蕴”“1。
我们认为释箍为燃炭之燎炉是合理的,后来很多考古发现都证明这类器物
是用来取暖用的燎炉。如汲县山彪镇,长治分水岭、陕县后川镇、寿县朱家集、
信阳长台关、随县擂鼓堆、江陵望山、江西靖安等处,也都发现同样的燎炉,
大多有长链,提不烫手,而且多有移炭之箕伴出,虽然器有方圆不同,但其为
燃炭取暖之设备则决无可疑。信阳长台关1号墓所出燎炉上还置有一堆木炭”3,
更明确无误地揭示出这类炉盘的用途。九女墩所出方炉的底座使得王子婴次炉
底座的形制得以确定,也为王子婴次炉为燎炉的l;a法提供了佐证。
3、关于王子婴次炉的国别和时代
郭沫若先生认为是郑器,“余意器出郑墓,自当为郑器,⋯⋯王子婴次即郑
子婴齐,则新郑之墓当成于鲁庄公十四年(公元前680年)后之三、五年间,⋯⋯
‘王子婴次炉’之制作必当在郑子尚为公子之时,故至迟办当作于鲁庄公元年(公
元前693年)””1。
王国维先生认为是楚器,“王次婴次”即楚婴齐,即楚令尹子重,该器之所
以会出现在郑墓中,是因为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鄢陵之役楚师兵败
后遗于郑地的。1。
[1]王国维:《乇子婴次炉跋》.《脱堂集林》第HL卷,《E国维遗书》第二册.h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2]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984年。
[3]马世之:《也谈王子婴次炉》,《江汉考古》1981年第l期。
[4]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圈录考释》,科学m版社,1957(1935)年。
[5]郭沫若:《新郑古器之一二二考核》,见《殷周青铜器锦文研究》,科学Ⅱ{版社,1951年lO月。
[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趴:《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文物圈录》t郑州,】959年。
[7]郭沫若:《新郑古器之一二考核》,见《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j且版社,1961年10月。
[8]同[1]。
87
我们认为郭洙若先生和王国维先生均拘泥于对“王子婴齐”的考证,而未能
从器物学上去寻找证据。郑器泌单从铭文L的“王子”、:字就讲不通。春秋之时
无论是在文献上,还是在金文中都找不到郑国称王的证据。再从铭文风格上看,
该器铭文字体秀颀,笔划纤细,完全不同于郑器铭文如春秋晚期《哀成叔鼎》
道劲朴拙的字体风格Ⅲ。又从巾原炉的形制来看,汲县UI彪镇1号墓所出之炉
为三蹄形足”1、长治分水岭26号墓所出之炉之为三矮蹄形足。”、成阳战斗公社
所出之炉为四矮蹄形足“1。以上中原形制的炉盘均为蹄形足,不同于王子婴次
炉的支柱状圈足,故郑器说无法成立。
再来看楚器说,该说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然而对照~一下楚国炉盘的形制,
我们认为这个结论并不可靠。如随县擂鼓堆1号。3、2号墓”1、信阳长台关l号
墓”7、江陵望山1号墓”3、寿县朱家集”。等楚国或楚系墓葬所出炉盘均为三蹄形
足,另外,寿县朱家集还出两件为四矮蹄形足的炉盘no。。总之,楚式炉盘的底
座同中原式炉盘的相近,也未有如王予婴次炉那样的支柱状圈足。,而且该器铭
文字体风格亦与同时期典型楚器如《王子午鼎》的字体风格有所不同⋯3,再者
该器所饰的斜网格谷粒纹及吊链的形状亦不同于楚器。故楚嚣说证据不够充分。
如上所述,王子婴次炉的底座与徐令尹者旨甜炉盘、徐王之元子炉及邳州
九女墩三号墩徐国大墓所出炉盘形制相近。有这种形制底座的炉盘,目前发现
多为徐器。再从纹饰风格上看,该器纹饰的边界隔以绳纹,这种装饰在春秋时
期徐系青铜器上常见,如俦儿钟、洗儿钟、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所出FH乍编
钟的篆间、兽首鼎的颈部、盘的腹部均旌有绳纹”“。细密的网格纹则与九女墩
二号墩““、三号墩“”所出的印纹硬陶罐上的纹饰极为接近。炉的吊链与江西靖
安所出徐令尹者旨聋炉吊链的做法一致,而与楚及中原型明显不同。铭文的风
[1】洛阳博物馆:《洛阳裒成叔墓清理简撒》,《文物》1981年第7期。
(2l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
[31山西省文管会、山谣省考古所:《山两长治分水岭战国基第二次发掘》,《考古》1964年第3期。
【4】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文化大革命期间陕西出土文物展览》,陕西人民出版社,1973年。
【5】林巳奈夫:《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研究》(殷周青铜器练览三).古川弘史馆,1989年。
【61湖北省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擂鼓堆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j985年第1期。
【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楚墓出t文物图泵》,郑州,l 959年。
[8]、[9J、【10]同【5]
【11】河南省丹江库区文物发掘队.《河南省渐门I县下寺春秋楚墼》,《义物》1980年第10期。
【12】孔令远、陈永清:《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考古》20027,#第5期。
[13]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二号墩发掘简撤》,《考古》1999年第1 l期。
[143同[12]。
格也与春秋晚期徐器铭文纤细秀颀的整体风格相一致。其中“王”、“子”与《徐
王义楚黹》上的“工”“手”相近。“々”与丹徒北山顶所出《次口缶盖》中的“{”
相近。“上”、“墨”的写法与《徐令尹者旨甜炉盘》的“芷”、-·墓,,相近。tt借,,与
绍兴306墓所出《徐王之元子炉》中的“少”意义相通,均通“燎”字。而且春
秋时期徐人称王,不但在文献上有证据,金文中也是屡见不鲜。综上所述,我
们可判断王子婴次炉为春秋晚期徐国器物,铸造时间约当义楚为王时期、即公
元前六世纪中叶,这个时间与王国维先生所论接近。徐国器物埋于别国墓中在
春秋时期已见多例,如庚儿鼎出自侯马上马村晋国墓地⋯等。这件王子婴次炉
可能是由于盟会、征伐、贿赂、馈赠等原因而流落至郑国,由于史料所限,关
于王子婴次的详细情况及该炉是怎样流落至郑国的等问题,只好暂付阙如,以
待来者。
[1]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侯马L马村东周墓葬》,
《考古》1963年第5期;张颔、张万钟:《庚
儿鼎解》.《考古》1963年第5期。
第五节试析徐国青铜器中的多种文化因素
——以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铜器为例
由于徐国地处南北文化的交接地带,从徐器上可以看出南北文化之间相互
影响、相互融合的关系,故素来治铜器者尤为看重徐器。关于研究徐器的重要
性,陈公柔先生最近指出,“至于春秋晚期的徐器,似乎具有既不同与江黄诸国
的铜器,也与吴越之器有别,是以值得重视。徐器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将
江淮下游诸如江黄等许多小国的铜器与长江以南,时代上大致相近的一些铜器
在断代上、花纹形制上诸多方面可以联系起来。””1由于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这
批青铜器,是首次在徐国故土未被盗扰的徐人墓葬中出土的成组青铜器”1。这
批青铜器对于认识徐国青铜文化的全貌至关重要。下面我们主要以这批铜器为
基本素材(以下徐国青铜器中凡未说明具体出处者,均出自邳州九女墩三号墩,
简称f13),并结合其它相关铜器,对徐国青铜器中包含的多种文化因素略加分析,
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徐国青铜器中包含着多种文化因素,如M3在器物种类上既有覆盘形弧盖鼎、
提链壶、盖豆等中原、齐鲁诸国同期常见器型,又有汤鼎、尊、龙首需、缶等
吴越同期墓葬常出器物,还有兽首鼎等以往大多只出于群舒故地的器物,同时
还出土了一批具有典型徐器特征的器物,如装饰有羽翅式兽体卷曲纹的编钟、
无耳无足的盥盘、带支柱状圈足底座的炉盘等。另外,存装饰风格上,甚至还
可看到戎、狄文化的因素。如罐形鼎盖上所铸的四圈立雕虎、鹿,以及这些动
物身上对皮毛所作的细致的刻绘,还有提链壶上所饰的络纹,都见于同时期的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由此可以看出春秋晚期徐国青铜文化的包含着多种文化因
素。
1、中原华夏文化因素
提链壶以山东东部出现最早,在西周晚期就己出现。M3所出提链壶与山东
长岛M1:3十分相似。1。覆盘形弧盖鼎和盖豆也是中原和齐、鲁春秋时期的常见
[1]陈公柔:《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及其他》,载于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沦文集》,香港
两木出版社,1998年。
[2]孔令远、陈永清:《江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5期。
f3】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长岛王沟东周墓葬》t《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a
器型。M3所出弧盖盆形鼎与洛阳中州路东周第三期墓M2729:35⋯、曲阜鲁故城
甲组春秋墓M116:4“3、邳州九女墩二号墩”1所出铜鼎相仿。豆则与洛阳中州路
东周第三期墓M2729:31、洛阳哀成叔墓所出之豆“3、曲阜鲁国故城甲组春秋墓
Mll5:3相近。该墓所出编钟除在纹饰上保留~‘些地方特色外,在形制上已与中
原诸夏十分接近。车马器、工具一类器件则与当时华夏诸国所用基本相同。从
以上器物可以看出中原以及齐鲁等华夏文化对这一地区青铜文化所产生的影
响。
春秋时期徐夷文化在全面、迅速地向华夏文化靠拢,如徐国嫁女与齐侯(见
《左传》僖公十七年“齐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赢、蔡姬”),与齐结为盟国就
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而当时楚伐徐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徐即诸夏故也”(见
《左传》僖公十五年)。这批铜器无疑是这段历史的绝好注脚。当然徐国作为两
周时期夷人势力的代表,在吸收华夏文化的同时,它还保留了相当~部分夷人
文化的特点。这一点在这批铜器中也有所表现。
2、东南夷越文化因素
与华夏风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该墓还出有一批具有鲜明南方风格的器物。
如M3所出之尊,腹部突起呈扁鼓状,并饰有双钩变形兽面纹和细密的棘刺纹。
武进淹城内城河“3、丹徒大港磨盘墩”3、上海松江凤凰山、
屯溪弈棋”1、绍兴
306号墓”1等处均出有此类尊。尊是中原商及西周早、中期常见的器型,西周晚
期消失,到春秋晚期,又在江淮一带和江南出现。这类尊与中原的主要不同之
处是腹部高度鼓出里扁鼓状。以往学者多认为此类尊为吴、越所特有,邪州九
女墩出土的这件尊表明春秋时期徐国故地也铸有此类尊,而且有迹象表明吴、
越地区的这类尊有些本即徐器,如绍兴306墓所出之尊,在器型、纹饰上与邳州
九女墩所出之尊几乎完全相同。有学者曾根据器型、纹饰、铭文、墓葬形制及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科学出版社,1959年。
[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敲城》,齐鲁书社,1982年。
[3]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二号墩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li期。
[4]洛阳博物馆:《洛阳裒成叔墓清理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
[5]倪振逵:《淹城出土的铜器》,《文物》1959年第4期。
[6]南京博物院等:《江苏丹徒磨盘墩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5期。
[7]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li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
[8]浙江省文管会等:《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地方志材料,指出绍兴306墓属徐文化体系⋯。除哮之外,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
土的蟠螭耳汤鼎、无耳平底盆、兽首鼎均曾见于绍兴306墓。(绍兴306墓出有兽
首鼎的兽首残片)。这些均为进一步探讨绍兴306墓的文化属性,乃至徐与吴、
越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
春秋晚期徐与吴通婚,《春秋·昭公四年》:
“楚人执徐子。”
《左传·昭公四年》中解释
“徐子,吴出也,以为二焉,故执诸申。”
《尔雅》:“男子谓姊妹之予为出。”可见这位徐王乃吴王的外甥。有如此密
切的关系,加上两国地壤相接,自然也就不奇怪二者会在青铜文化上有众多相
似之处。蚺3出土的编钟以及石磬、鼓槌等与丹徒北山顶墓所出极为相近”1,另
外,尊的颈及足部所饰的锯齿纹、蟠蛇纹、连珠纹在北山顶所出鸠杖上亦有表
现,风格极为相近,这些都表明丹徒北山顶墓与徐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北山顶
墓有吴墓、舒墓和徐墓三说”3,LhM3出土的器物看来,应以徐墓说理由更为充
分。徐贵族葬于吴地,应与吴灭徐之后,部分徐人奔吴有关。
越地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与当年徐人有关的传说和遗迹,《列仙传》中也记
载: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
这反映出徐越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出土具铭徐器的绍兴306墓,无疑与徐
人势力入越有关。《国语》越语下记载:
[1]曹锦炎:《绍*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文物》i984年第l期;林华东:《绍兴306导“越墓”
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l期。
[2]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台刊。
[3]张钟云:《淮河中下游春秋诸国青铜器研究》,载于北人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明),科学m版{_}=,
2000年10月。
92
“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蠢之状而朝礼之⋯⋯环会稽三百里者以为范蠢地。”
绍兴306墓很可能与这段历史背景有关。M3出土很多器物如汤鼎、盘、尊、
兽首鼎等都与绍兴306墓所出十分相象,这为绍兴306墓属徐文化体系说提供了
有力的证据。
兽首鼎以前仅在舒城风凰嘴、五里、河口、桐城城关、怀宁杨家牌和庐江
岳庙出土过六件比较完整的,均在群舒故地“1,曾被认为是群舒所特有的器物,
邳州所出兽首鼎与以上群舒所出十分相象。
另外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甬
钟、车饰件、方扣形带具与舒城九里墩春秋墓所出相仿”1。这与《春秋》僖公
三年“徐人取舒”的记载,以及多数学者认为徐、舒属同一文化体系相符。1。
M3还出土一批与以往出土的具铭徐器十分相似的器物。如铸钟在形制、纹
饰上与Z冗儿镩、道邡镩相近,通体均饰有羽翅式兽体卷曲纹。钮钟则与俦儿
钟、遵邡钟、臧孙钟相仿,通体饰有交龙纹。盥盘与江西靖安所出徐王义楚盥
盘风格相近“1,二者均为大口、广腹、平底,腹部均饰有细密的蟠蛇纹。炉盘
也与靖安所出徐令尹者旨罾炉盘相近,二者均采用支柱状圈足以承盘体。所出
汤鼎与绍兴306墓出的徐脂尹替汤鼎相似,均为小口、短直颈、扁球形腹、三
蹄形足、环状立耳作双头蟠螭曲体拱背之状。这些典型徐器也从一个侧面证实
了九女墩大墓群为徐国贵族墓地。
3、北方戎狄文化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铜器上还可见到草原青铜文化的因素。如罐形鼎盖上
所铸的四圈立雕虎、鹿形象,排成行列,有的还作回顾状,以及在这些动物身
上对皮毛所作的细致的刻绘,还有提链壶上所饰的络纹。(高崇文先生认为,
“壶作成囊式并多饰以网络纹,也应与狄人习与畜牧有关。这种畜牧生活宜于
携带套着绳网的皮囊盛水,囊式铜提梁壶当即仿此而作””1。)这些被看作是
[I]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l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
[2]安傲省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3]徐中舒:《薄姑、徐奄、淮夷、群舒考》,《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4]江西省历史博物馆、靖安县文化馆:《江西靖安出士春秋徐国铜器》.《文物》
1980年第8期。
[5]高祟文:《两周时期铜壶的形态学研究》,载于俞伟超《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
年。
戎、狄青铜文化的典型装饰风格,广泛见于同时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它们
在徐国青铜器上的出现,反映出徐与戎、狄文化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这与《尚
书》等古籍中常将徐戎并举的现象相符。如《尚书·费誓》:
徂兹将淮夷、徐戎并兴。⋯⋯我惟征徐戎。
4、徐器特有风格
当然徐人并非是机械地、被动地去模仿、接受外来的优秀文化,而是在自
身夷人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融合外来文化。比如,甬钟和铺钟上所饰的浮雕
羽翅式兽体卷曲纹,源于中原西周编钟上常见的对称相背式卷龙纹,如克钟和
梁其钟的鼓部“1。这种纹饰经徐人改造之后,饰于编钟上极富艺术魅力,有一
种强烈的律动感,仿佛是一串串跃动的音符会随着钟声的响起而飘荡在空中。
春秋时期的徐国编钟如俦儿钟、连邡钟等都饰有这种纹饰。再如,盘也与中原
和吴、越的式样不同,中原的盘有圈足和耳,吴、越的盘圈足和耳处于蜕化状
态,有的无圈足,只有象征性的附耳,而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盘无足、无
耳、平底,在器形和纹饰上显得更加简洁、明快和典雅。
杖饰与丹徒北山顶、绍兴涅渚中庄村所出鸠杖虽然外形上有所不同”’,

二者所表达的含义却是相同的,都是生殖崇拜的产物,同时也是权力的象征。
长方形双层盘状器的器型非常独特,迄今未见其他地方有出土类似器物的报道,
其用途尚有待考证。
M3所出的炉盘也是颇具地方特色的器物,该器的底座由二卜余个小支柱组
成的圈足构成,这在青铜器中较为少见,无独有偶,在江西靖安所出徐令尹者
旨謦炉盘和浙江绍兴306墓所出徐王之元子炉上也可看到这种支柱状圈足的运
用。可见这类炉盘在徐器中较为流行。该器的出土使得失去底座的王子婴次炉
的复原成为可能,并为判断王子婴次炉的国别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从器物的组合情况来看,徐国贵族对中原所盛行的列鼎制度并不十分看重,
M3只出土三件大小相次的列鼎,也没有中原流行的与鼎相配的簋等盛食器。然
而徐人对乐器却有着浓厚的兴趣,M3和邳州九女墩二号墩都严格按照诸侯轩悬
[I]马承源、王子初(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江苏卷》,犬象出版
社,1996年。
[2]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1卷.史物⋯版社,1997年。
94
的礼制摆放编钟和石磐,此二墓f“土乐器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制作之精,实
为同时期墓葬所罕见。这反映出徐人在接受华夏文化时,既有所改进,也有所
偏好。
用徐器逞郊编钟上的铭文“以夏以南”米概括徐旧铜器的特点是再合适不
过了⋯,徐人不但在音乐上兼容并蓄雅音南韵,在青铜文化上也融华夏、吴越
和戎狄青铜文化为一炉,创造出^『独具一格、秀丽典雅的徐国青铜文化,成为
南系青铜文化之优秀代表”。。
[1]K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
4期合刊。
[2]郭沫若:《两周金文辞火系剧录考释序文》,科学⋯版礼,1 957年。
第四章对徐国历史和文化的初步认识
第一节徐文化的渊源
(一)、徐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及岳石文化的关系
苏秉琦先生曾正确指出,“徐夷、淮夷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如果把山东的西南一角、河南的东北一块、安徽的淮北一块与江苏北部连接起
来,这个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确有特色,这可能与徐夷、淮夷有关。⋯⋯
不能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范围扩大到淮河流域来,很可能在这个地区存在
着一个或多个重要的原始文化”“。。
苏鲁豫皖接壤地区有很多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它们的文化面貌尽
管各自具有一些地方特点,但总体的文化面貌是一致的。这一具有相同或相近
文化内涵的新石器遗址的分布区域,与《禹贡》所说徐州的地理范围基本一致,
即“海岱及淮惟徐州”,而这也恰是徐国全盛时期的主要活动地域。由此,我
们认为徐人为土著居民,而徐文化也是主要在当地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的。
例如,紧邻邳州梁王城遗址的刘林文化遗存就与山东宁阳大汶口文化遗存
有许多相同之处:1、两处均有大人、小孩合葬墓的出现。2、人手旁多置有兽
牙勾形器,有的腹上和腿边置有龟甲。3、都有大量的骨器,如骨锥、骨针、骨
栖等随葬,最特别的是骨梭与套在头上的骨制约发。4、都有相当数量的黑陶高
柄杯、镂孔豆和平底杯。5、都有红陶鼎和在红衣上施彩绘的罐形陶器。当然,
二者之间由于地域的差别,也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
1995年夏,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徐州博物馆和邳州博物馆对邳州梁王城
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次发掘面积为650平方米,主要集中于遗址的西南部,在金
銮殿附近。遗址地层堆积情况复杂,最厚处达6米,共分7层,第7,第6层为新
石器时代遗存。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主要是大汶口文化遗存,共清理出灰坑1 2座,墓葬lO
【11苏秉琦:
《略谈我国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老古》- 《文物》1978年笫3期。
96
座。灰坑呈圆形锅底状,墓葬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另有少量瓮棺葬。均东
西向。随葬品多少不一,有单人葬,男女合葬和幼儿瓮棺葬,均拔去上颌侧门
齿的现象,枕骨均有人工变形痕迹,有的以盆覆面。随葬品有玉、石、骨、陶,
其中陶器既有夹砂,又有泥质,更多见精巧的薄胎黑陶器。器形有盆、鼎、豆、
罐、杯、鬻等。另外在遗址发掘中还清理出一批具有典型龙山文化的器物,如
鸟首形足鼎,三足鼎等,但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在探方中没有发现完整的龙山
文化地层。在这次发掘中还出土了几件具有岳石文化特征的器物,如蘑菇形纽
盖、弦纹豆、凸棱杯等“1。
严文明先生认为,“分布于山东和江苏北部的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及
其后的龙山文化,都应当是远占夷人的文化”。“岳石文化不是孤立的,它上
承龙山文化,下启商周东夷文化,三者组成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这只有
在其居民的族系构成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才能办到。前后比照,岳石文化非夷莫
属。而岳石文化中出现的许多地方类型则是夷人内部不同集团的反映,是诸夷
或九夷的再现””1。邳州梁王城遗址的发掘则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梁王城遗址内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应为徐夷。
一个有趣的现象或可说明山东城了崖的龙山文化遗城可能与徐夷有关。据
董作宾先生在《谭“谭”》。“一一文中介绍,城子崖与龙山镇附近也有武原水、
武原城(或称鹅鸭城)遗迹。现将原文摘录如F:
“武原水今经流城子崖与龙山镇之间⋯⋯《水经注》济水条述武原水云:
巨合水南出鸡山西北⋯⋯北至博亭城西,西北流至平陵城,与武原水合。
(接:白“巨合水”至“与武原水合”。这句话董先生原丈未引。今补上。)
水出谭城南平泽中,世谓之武原渊(按: “渊”一作“泉”)。北径谭城东,
俗谓之古城也。又北径东平陵故城西。⋯⋯其水又北径巨合城东,⋯⋯其水合
关卢水,西出注巨合水。
武原水自发源至巨合,经流不过数里之遥,而所经古城凡三:一,谭城,
二,东平陵,三,巨合城。今平陵、巨合城皆赫然在其北,则城子崖自非谭城
【11盛储彬、姚景洲:《粱王城遗址揭示出一批重要遗迹与遗物》,中国文物报,1996年8月4H,第1版。
f2】严文明: 《东夷文化的探索》,
《文物》1989年第9期。
f3】董作宾:《谭“谭”》.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舆·董作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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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属了。⋯⋯所谓武原渊即武原发源处。⋯⋯城子崖俗呼鹅鸭城,吾友吴禹铭
先生以为即武原城之音讹,其说甚可信。武原之音,龙【It人呼之,近于鹅鸭。
惟以武原名此城,不见记载。或土人传呼如此,犹之城子崖之不见记载。尚待
考证”。
邳州鹅鸭城遗址附近的居民,呼武原城其音亦近于鹅鸭城。我们认为可能
鹅鸭城之名在先,武原城为鹅鸭城之讹音。所不同的是城子崖的鹅鸭城与武原
城乃同一座城,而邳州鹅鸭城与武原城(梁王城)是邻近的两座城。
邳州九女墩大墓群附近也有武原水(见《邳志补》)、武原城(即梁王城)
和鹅鸭城遗址,而且出有大量龙山文化遗物的邳州大墩予、刘林新石器时代文
化遗址就在武原城(即梁王城)和鹅鸭城遗址附近。因而我们认为城子崖和邳
州九女墩大墓群附近都有武原水、武原城及鹅鸭城遗迹,这也许并非是一个偶
然现象,它很有可能揭示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徐夷就已生活在山东和苏北一
带,只是后来为夏商周等中原王原及齐鲁吴楚等国所迫,地盘闷渐缩小,在春
秋晚期只保有今徐邳一带的部分地区。另外,城子崖附近的武原水、以及城子
崖被称作武原城(俗呼鹅鸭城),又为本文上面所提出的徐人可能是以鹅(古
名舒雁)为图腾的部族的说法增加了一个新的旁证。
(二)徐文化中的商文化因素
到了商代,徐州一带的很多遗址与郑州、安阳的商代遗址有不少共同之处。
l、有夯土地基,经过层层夯打,显出夯窝。2、有完整的牛、猪骨架在夯土地
基附近。3、有大量的绳纹灰陶。4、有磨孔白贝和体形较大的圆柱形鱼网坠。
但徐淮地区的商代遗址也有自己的特点:l、蚌制工具相当多。2、用鹿角作镐
和雏形的戈。3、骨器制作较粗糙。4、铜器制作不够发达。5、h骨、h甲加工
粗糙。这些情况表明,徐人与商人之间有’一定程度的联系。这一点可以商人“天
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先祖诞生传说,与徐偃王卵生的故事中得到印证。
曾昭炳、尹焕章先生认为, “徐淮地区这些商族文化遗址至少有一部分是
殷商前期甚至是商族的先公时期的遗址。换句话说,就是在殷商前期甚至是在
成汤建国以前,就有商族人居住在徐淮地区。他们在这地区一定是继续住下去
的,可能继续到商王朝覆亡以后。由于这罩距商朝的王都较远的缘故,所以即
使到商代后期,住在这里的人在生活上还保留原来的较简单质朴的风尚,没有
完全染上安阳那种奢靡粉华的习俗(恐怕经济情况也不允许这样)。这些人无
疑地和居住在大江南北的荆蛮族人间有接触,他们较先进的文化影响了后者,
所以湖熟文化中包含了许多商族文化的因素,例如,在陶器上,形制如瓿、基、
尊等,纹饰如云雷纹、贝纹等,似乎都从商族人的铜器学来。而我们在长江北
岸发现的湖熟文化遗址,愈往北,其陶器的形制、花纹同商代铜器近似的愈增
多,也足以说明这点。反过来,湖熟文化也可能给商文化以某些影响,例如,
商人制造几何印纹硬陶的技术,就可能是通过湖熟文化传过去的”⋯。我们认
为,徐夷在商文化与南方湖熟文化的交流方面起到了中介的作用。由于商族与
徐族在族源上有一些联系,而且在地域上相邻,因而在徐淮地区的一些商代遗
址中包含有与商人类似的文化因素也就不奇怪了,不一定就是迁来此处的商人
所遗留,完全有可能是土著的徐人自身创造的。
1995年夏发掘的邳州梁王城遗址,第5、第4层为商周时期堆积,其中开口
于5层下灰坑有8座,作圆形平底状,壁与底均经过处理。狄坑与第5层共清理出
石、骨、陶器多件, 有h骨、骨锄、石钺、石斧、陶鬲、陶瓤、小陶方鼎等。
邳州梁王城春秋遗址和九女墩大墓群的发掘材料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与当地
的新石器文化和商代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基址均有夯打的痕迹,骨角器制
作发达,墓王头向多朝东,对玉石制品有着特殊的爱好等。
严文明先生指出,与山东本部的东夷大量接受商文化并与商王朝结成较密
切关系的同时,南方的淮夷虽也受商文化的影响,但远不如l』j东境内(胶东除
外)表现得那样深。比如江苏铜山丘湾遗址,陶器中有素耐鬲、细柄豆,大口
罐等非商式器物,铜器中的高领弦纹鬲也很富地方特色,遗址中还有杀人殉狗
祭社的场面,更是夷人特有的风俗”’。丘湾遗址在梁王城西边仅三、四十公里,
与梁王城商代遗址有较多相似之处,应大体反映出商代徐夷文化的特色。
梁王城附近丰富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遗址如刘林遗址、大墩子遗址,以及
梁王城遗址出土一些具有典型岳石文化特征的蘑菇形器盖,凸棱杯、弦纹豆等,
表明徐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居住在徐淮地区了,且绵延不断,一直延续到夏、
商、周。
春秋时期徐国青铜器中仍保存较多的商文化因素,如旬{筐、征城、觯、尊、
兽首鼎等器物均源自于商,存春秋时期中原诸国已很少见,而在徐国却仍在流
[1]严文明: 《东夷文化的探索》,
《文物》1989年第9期。
[2]曾昭炳、尹焕章: 《江苏古代历史』.的两个问题》,
《江海学刊》1961年第12期
行。
尽管徐文化的渊源可上溯到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但从
现有的材料来看,徐文化真正从众多夷人文化中脱颖而出、大放异彩却是在春
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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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徐文化的特征
我们认为徐文化是指,商周时期淮海一带的徐人在当地夷人文化的基础上,
吸取华夏、蛮越、戎狄等文化的精华而产生的具有鲜明地域风格和时代特色的
文化。徐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夷夏文化的交融匕。
徐文化所覆盖的范围不仅包括今天的徐淮地区,还应包括群舒所居的安徽
江淮地区及其它一些相邻的地区,如河南东部,山东南部等。
徐文化的内涵主要有:建筑基址为平地起建,多用红烧土铺垫,经夯打:
墓葬一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主头向多朝东:大型墓有高大的封土堆,有的
封土经过层层夯打,有二层台、有棺椁,并随葬有青铜礼器、车马器、兵器、
编钟、编磬、骨角器、玉器等;随葬的铜器,如鼎、豆、壶、盘、缶等,其形
制、纹饰、大小基本一致;陶器组合以鬲、盆、豆、罐为常见;用人陪葬的风
气较为流行。
春秋时期的铜器常见兽首鼎,口沿处有兽首形状,鼎两侧有附耳,鼓腹下
垂。三蹄形足岙在群舒故地出土较多,一般上部为盘口或钵口,下部为鬲形,
腹部有管状流和内卷的錾。平盖鼎盖上有环形纽,有的加铜鼎扃。
春秋时期徐国铜器的纹饰也较有特点,如徐国编钟上大多饰有浮雕羽翅式
兽体卷曲纹,这种纹饰有一种强烈的律动感。徐国青铜盘上常见蟠蛇纹、绳纹
与三角纹这三种纹饰的组合,蟠蛇纹已图案化、模式化,应是受印纹陶模制花
纹做法的影响。锯齿纹、蟠蛇纹与连珠纹的组合莉:徐国菏铜尊E常见。龙首纹
多饰于鼎上。
陶器中鬲较有地方特色,鬲身多饰绳纹,有部分折肩、三足内聚,裆较高,
足尖较细,被称为“淮式鬲”。
但总的说来,大部分徐器的器型和花纹,或见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文化同
类器物,或与中原地区商、周文化同类器物有某些共同点。某些具有徐夷地方
性文化特征的器物,如铜器中的兽首鼎、无耳无肩盘、曲錾蠢、折肩鬲、陶器
中的“淮式鬲”,也多是商、周式器物的变体。然而,徐人并非是被动地吸收
商、周文化,而是进行了主动的改造,在很多方面甚至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的地步,这突出地表现在徐人对乐器(主要是编钟和石磬)的改进t。
李白风先生在《东夷杂考》“3中指出,“徐夷似乎在音乐方面有着特殊的
爱好,仅从出土的乐器来看,徐夷在乐器制作方面是起着革新作用的”。的确,
徐人所制作的青铜编钟及石磐,在春秋时代享有盛名,为各国权贵所仰慕,不
仅在九女墩徐国王族大墓中有大量出土,在其它地方也有出士。传世的青铜乐
器中,著名的《派儿镩》、《俦儿钟》、《徐苗育尹征城》等,均为当时徐人的
杰作。
从外观上看,徐器皆泛银灰色,且锈蚀甚微。另外,徐器的造型较之吴器,
更加秀丽精美;花纹装饰较之吴器,也更加繁缛流畅。可以认为,徐国的青铜
冶铸工艺水平略胜于吴固。
曹淑琴、殷玮璋先生认为,甬钟最早是中原地区首先使用,但西周中期开
始的那种被大家公认为甬钟的乐钟,却并非与中原型钟+致,也与湘型钟不同,
而与徐国甬钟为代表的江浙型钟一。脉相承。中原型钟由于体积过小,音量太低,
湘型钟由于体积过大、音量过高而都被淘汰。唯独体积、音量适中的江浙型钟
为后世所沿用“1。
徐国编钟不但体积、音量适中,其造型也很优美,纹饰流畅清晰,而且大
都经过仔细地调音锉磨,音质标准。徐国编钟类齐备,有镩钟,钮钟和甬钟。
徐人对音乐的爱好不只表现在编钟上,还表现在其它乐器上。如《尚书·禹
贡》中列举徐州贡物时,特别提出“峄阳孤桐,泗滨浮磬”。峄山即今邳州巨
山,孤桐乃是用来制作琴瑟的。琴瑟易朽,不宜留存,故墓中较少发现,这里
暂且不论。 《太平寰宇记》说磐石山在下邳县西南四十罩,也有人认为在今邳
州境内。从九女墩几座大墓来看,有三座墓出有编磬,鹅鸭城遗址出有四枚磬
坯,丹徒北山顶春秋墓也出有十二枚编磬。这些都表明徐人特别喜爱石磐。徐
人不仅拥有磐石产地,还具备高超的制磬工艺。徐国石磬较之中原石磬不但造
型更加修长优美,而且音色也更加清越悠扬,堪称当时一绝。石磬这一乐器最
初或为中原商人、周人所创,但却由徐人将这一古老乐器进一步发扬光大,使
之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推广。
[1]李白风《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1年。
[2]曹淑琴、殷玮璋: 《早期甬钟的区、系、型研究》,见苟、秉I奇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
社,1989年。
第三节徐舒关系初探
关于徐、舒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徐、舒为同一族源,均为赢姓(舒的偃姓与徐的赢姓音近相通),
文化面貌上较为接近,应属同一文化体系。另一种观点认为徐、舒族源不同(舒
的偃姓与徐的赢姓在古音中相差较远,不可相通),文化面貌上也差别较大,
应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
持徐舒同源说的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家:
徐中舒先生在《薄姑、徐奄、淮夷、群舒考》“L一文中指出, “春秋淮南
之地有群舒之国:日舒、日舒黎(或日黎)、日舒庸、日舒鸠、日英、曰六、
日宗、日巢,皆徐之别封也。以文字言之,舒为徐之讹字,其证有四。⋯⋯《三
体石经》余古文作蓄,余、畲同字,舍、余同字,故舍除口同字。证一。⋯⋯《春
秋》昭十二年‘楚子伐徐’,《史记·诸侯年表》作楚伐舒,又昭三十年‘吴灭
徐’,《史记·吴世家》谓阖闾三年拔舒,又《左传》哀十四年‘陈恒执公于舒
州’,《史记·陈世家》舒作徐,舒徐通用。证三。⋯⋯以地理言‘之,徐与舒壤
地相接,又同为从齐、鲁南迁之民族。⋯⋯故由文字、地理及南迁之迹观之,
群舒为徐之支子余胤之别封者,不待言也”。
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_一书中认为, ⋯徐’ ‘舒’二
字,古不只同音,实即一字。群舒就是说群徐。别部离开它们的宗邦,还带着
lEl目的名字:住在蓼地的就叫作舒蓼,也就是徐蓼:住在庸地的就叫作舒庸,
也就是徐庸。这一群带着舒名的小部落全是从徐方分出来的支部。离开宗邦的
时侯稍久,所用的字体也许小有不同,由于不同的字体记出,群徐也就变成了
群舒。这些部落也各有君长,但全奉徐为上国,大约没有疑义”。
顾孟武先生在《有关淮夷的几个问题》。3一文中,对徐、舒的关系问题作
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 “最初还是徐从舒出,皋陶偃姓,而群舒为偃姓国,
自为嫡支。少吴集团中偃、赢之别,即为区分‘嫡’
‘庶’而起⋯⋯徐之社会
发展程度既然高于群舒⋯⋯它当然不希望在自己的国名上再有什么鸟图腾的残
[1]徐中舒: ‘薄姑、徐奄、淮夷、群舒考》,《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2]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
【3】顾盂武《有关淮夷的几个问题》,
《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
迹,而力图加深徐与群舒的鸿沟了”。
王迅先生在《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1一书中,认为“徐国锕器与群
舒故地出土的铜器,在器形、花纹等方面,也存在着共同特征⋯⋯徐夷在西周、
春秋时期使用的文化主要是淮夷文化”。
持徐舒异源说的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家:
持徐舒异源说者大多引用王力先生在《同源字论》”’一文中的一个观点,
原文是这样的,“至于凭今音来定双声叠韵,因而定出同源字,例如以‘偃’
‘赢’为同源,不知‘偃’字占属喉音影母, ‘赢’字古属舌音喻母,声母相
差很远; ‘偃’字古属元部, ‘赢’字古属古属耕部,韵部也距离很远,那就
更错误了”。
曹锦炎先生在《遵邡编钟铭文释议》‘“一文中指出,“徐、舒同字,然《左
传》僖公三年经明言‘徐人取舒’,显为两国无疑,现在出土了舒国铜器,舒字
作蓄,而徐国之徐金文作邾,从古文字角度也证实了两字之不同。罗泌《路史》
以徐、舒、江、黄俱属赢姓,其说不确。据《世本》及《通志·氏族略》等书
载,舒为偃姓,皋陶之后,并非赢姓。或以赢、偃二姓音近可通,王力先生的
《汉语史稿》驳之甚洋⋯⋯”。
张钟云先生在《徐与舒关系略论》“1一文中通过对徐舒青铜器进行比较之后指
出,“从青铜器来看,徐舒同源的论断也难以找到足够的证据”。他认为,从器物
组合上看,“徐国青铜器发现有大量的乐器和剑等兵器,而群舒青铜器中还没有发
现乐器,兵器也极少”。从装饰手法上看,“群舒装饰简单,多素面或简单的宽带
状组合纹,而徐器即使是春秋早、中期,纹饰也厚重、规整,花纹繁缛”。
双方观点,似乎都很有道理,那么徐舒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昵?还是让我们
先避开一下族源、姓氏以及古文字、古音韵等剪不断、理还乱的老问蹶,从一
些最近出土的相关考古材料出发去客观地分析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
由于有关徐舒的考古材料均比较零碎,现在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类型学比
较研究,时机还不成熟。这里我们只就二者中较有代表性的文化因素略作比较。
从青铜器的形制上看,徐舒共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有关器物图见
【1]王迅:
《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人学出敝札,1994年。
[z]王力: 《同源字论》,见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
[3]曹锦炎:
《遵都编钟铭文释议》,《文物》1989年第4期。
[4]张钟云:《徐与舒关系略论》,《南方文物》.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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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十四)。比如:
兽首鼎原来曾一直被认为是群舒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以前在舒城凤凰嘴、
五里、河口、桐城城关、怀宁杨家牌和庐江岳庙出土过六件比较完整的,均在
群舒故地。如今,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徐国王族大墓也出土了兽首鼎,并且与以
上群舒所出十分相象,同时出有具铭徐器的绍兴306墓也出有一件兽首鼎残器,
这表明兽首鼎已不再只是群舒所独有的器物,它同时也是徐国的标志性器物。
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甬钟、车饰件、方扣形带具也与舒城九里墩春秋
墓所出同类器物相仿。
由于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很多器物如汤鼎、盘、尊、兽首鼎等都与绍兴
306墓所出十分相象,这为绍兴306墓属徐文化体系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因而
绍兴306墓所出汤鼎、觑形盂、小铜壶等都应为徐器,而它们均与群舒所出同类
器物十分接近。
群舒所出的曲錾蟊在邳州刘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出陶器中也可找到其
原型(见《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1图40)。群舒所出的尖足折肩鬲在邳州九
女墩三号墩亦有陶质尖足折肩鬲的出土。群舒所出的几何印纹硬陶罐在邳州九
女墩二号墩、三号墩中亦有出土。
从器物的组合方式上看,楚国铜器组合中常见的升鼎、簋、$和等器物在徐
舒铜器中均未曾出现,吴越铜器组合中常见的簋、瓤等器物在徐舒铜器中也较
少出现,而徐舒特有器物兽首鼎在楚、吴、越铜器中也未曾出现。
从铭文风格上看,舒城九里墩器座铭文。1风格与典型的徐器铭文风格接近,
都是纤细秀颀,疏朗飘逸的风格。
从纹饰上看,舒城九里墩甬钟和器座上均饰有徐器上常见的羽翅式兽体卷曲纹。
从墓葬形制上看,邳州九女墩几座徐国王族大墓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上面原均有高大的封土堆,墓向基本朝东或朝东偏南。从群舒两座保存较好的
墓葬看,舒城九里墩亦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上面原有高约十米的封土堆,墓
向120度。舒城河口春秋墓亦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上面原有高约二米的封土堆,
墓向78度。在墓葬形制上,徐舒十分接近,徐舒与楚、吴、越之间有着较明显
的区别,据张胜琳、张正明先生的研究,楚国土著即楚蛮的头向绝大多数朝南。
[1]南京博物院等:
《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63年。
[2]安徽省文物工作队:
《安徽舒城九里j毂春秋墓》, 《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a
吴越贵族墓葬虽然头向也多朝东,但其墓葬多为平地起堆或仅有浅穴的土墩墓,
与徐舒流行的带高大封土堆的土坑竖穴墓有一定的区别。
再从墓地名称上看,邳州称九女墩,舒城称九里墩,这恐怕也反映出两者
在文化上有着某种共同之处。
从图腾崇拜上看,群舒的名称上还保存着鸟图腾崇拜的遗迹(如舒鸠),而
徐人则以舒雁(鹅)为图腾(论证详见本文第一章)。
从古史传说上看,偃姓的始祖皋陶与赢姓始祖伯翳有极密切的关系。如《说
文解字》十二篇下,女部:“赢,帝少嗥之姓也”。段注云:“按秦、徐、江、
黄、郯、莒皆赢姓也。赢地理志作盈,又按伯翳赢姓,其子皋陶偃姓”。在《通
志·氏族略二》中皋陶又成了伯益的父亲。“徐氏,子爵,赢姓,皋陶之后也。
皋陶生伯益,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于徐⋯⋯子孙以国为氏”。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徐、舒之间在文化上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二者之间
无疑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那么是否可以说徐就是舒,舒就是徐了呢?我们
认为也不尽然,二者之间虽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
比如张钟云先生上面所指出的二者在纹饰、器物类型上存在的区别。造成这种
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丁目前对徐、舒的考古发掘还不够系统,人们对二者的
文化面貌认识可能还不够全面:另一面则是由于尽管徐、舒存在着一定的渊源
关系,但徐与群舒毕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一个国家,而只是一个松散的部
族联盟,在徐势力强盛时,徐是群舒的宗主国,在徐势力衰落时,群舒就各自
为政,分开的时间久了,文化上自然也就会出现差异。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对前面学者们关于徐、舒关系所作的讨论进行简要评价。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我们是赞成“徐舒同源”说的,尤其是徐中舒先生所
说的,“以文字言之,舒为徐之讹字”,以及“由文字、地理及南迁之迹观之,
群舒为徐之支子余胤之别封者”,应是站得住脚的,既有文献学上的依据,也有
考古学材料的支持。至于持“徐舒异源”说的一些学者所提出的赢、偃古音不
通的问题,我们认为,古音存在着地域、方言、族群及时间等方面的差异,仅
据中原华夏人的古籍来复原夷人姓氏的古音是不够客观的,再去以所谓“赢、
偃古音不通”为依据去认定徐舒异源就更失之偏颇了。徐、舒地壤相接,文化
面貌十分接近,且均有鸟图腾崇拜的遗迹,谓其异源,难服人也。
第四节从《尚书·禹贡》看徐国的自然环境与物产特点
《禹贡》成书于战国后期大~统的前夕,其时距离徐之亡国并不十分遥远,
作者将海、岱至于淮水的地域均划作徐,I,I的疆域,这反映出在战国人心目中,
徐人才是这片疆域最有代表性的开拓者和经营者,尽管后来周初在此分封了鲁、
菖、滕、薛等诸侯国,但在《禹贡》作者的眼中,鲁、莒、滕、薛等国在这一
地区的影响无论从存在时间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经营地盘的大小上看,均远不
及徐。只有徐才可名符其实地代表着这一地域。由此可以想见,徐在这一地域
影响之久远。《禹贡》徐州条下的有关记载保存了较多宝贵的原始材料,对于
我们了解当时徐国的自然环境与物产特点具有重要价值。
《禹贡》徐州条全文如下: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义,蒙、羽其艺,大野既豕者,东原底平。厥
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
阳孤桐,泗滨浮磬,准夷女鲧暨鱼。厥筐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菏)。
这段话基本反映出西周以前徐国曾达到的势力范围,由此可知,徐国故土
的四至是北依泰山,南I临淮河,东濒黄海,西邻豫州。我们认为,这一带无论
从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面貌上看,还是从保留至今的方言、风俗习惯等方面
来看,均十分接近,应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现今的淮海经济区所覆盖的地域
范围基本属于这一文化圈。
这一带的河流主要有:淮水、沂水、泗水与菏水。沂水、泗水、菏水均注
入淮水,因而这一带属于淮河流域。
这一带著名山脉有:泰山、蒙山、羽山和峄LU。湖泊有大野泽。平原有东
原。这一带的土壤红润且有粘性,其田产在九州之中位居第二等,其赋税在九
州之中位列第五等。
这一带的特产(贡品)主要有:羽山山谷所产的血色山鸡(古人用其羽毛
作为车服器用之装饰),峄山(今邳州巨山)之阳(山之南日阳)所特有的桐
树(古人用其制作琴瑟),泗水之滨的磬石,淮河一带所产的蚌、珠,还有用
筐盛着的黑细绸和白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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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徐偃王的传说及相关问题
先秦史籍中有关徐国的史料极少,过去人们只能从古书中一些有关徐偃王
传说的零星记载中去推测当时徐目的社会发展状况。但古书中有关徐偃王的传
说却是众说纷纭,甚至多有相互抵牾之处,令人莫衷~t是。现在有必要结合有
关最新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一一番新的整理和诠释。
(一)、关于徐偃王所处的年代
史书中关于徐偃王所处的年代主要有“周穆王时期”说、“楚文王时期”
说和“楚庄王时期”说这三种说法。有时甚至出现不同的说法混杂于同一段记
载中的现象。如《后汉书·东夷列传》:
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
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
得骥g录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
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至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
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
这段记载将徐偃王与周穆王、楚文王看作是同一时期的人,而周穆王在位
期间是公元前976年~公元前922年,楚文王在位期间足公元前689年~公元前
675年,二者悬殊二百余年,故“率九夷以伐宗周”和为楚所败,“北走彭城武
原县东山下”的两位徐偃王绝非一人。
持徐偃王处于“楚文王时期”说观点的还见于《韩非子·五蠹》:
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
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
今也。
而在《淮南子·人间训》中,徐偃王又成了与楚庄王同一时代的人了
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E-十二国。王剥、厉谓楚庄王曰: “王不伐
徐,必反朝徐”。王目:“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不可伐”。王孙厉曰:
“臣闻之:大之与小,强之与弱也,如石-之4雯orJ,虎.4.ird豚,又何疑焉?且夫
为丈而不能这其德,为武而不能任其力,乱莫大焉”。楚王日: “善”。乃举
兵而伐徐,遂灭之。
楚庄王在位期间是公元前613年~公兀前591年,与楚文王相差至少有六、
七十年。徐偃王似乎不太可能与楚文王、楚庄乇是同一时代的人。
对于史书中所出现的徐偃王活动]二周穆王、楚文王、楚庄王三个不同时代、
横跨三、四百年这种看起来很矛盾的现象,史学家们很tp就产生疑问,并作出
过不同的解释。其中以徐旭生先生的解释较为合理并得到较为广泛的接受。他
在《中国古史的传说n寸代》⋯一书中认为, “徐偃王在春秋中叶以后或者已经
成了徐国的代表人物。秦、赵与徐同祖,可以知道偃王的名字。但普通人对于
时间并没有精确的观念,遂把偃王泷成当闩徐方的代表人。并埒.此种传}篼的形
成或者已在战国初期,离偃王时已经遥远,讹误比较容易”。顺颉刚先生在《徐
和淮夷的迁留》”L 1文中也认为, ⋯徐偃王’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只是他
们国族的一个徽帜”。
我们认为,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徐偃王之所以会成为徐固的代表人物或者
说徐国的徽帜、象征,很可能是因为徐偃王并非是总是专指某位具体徐王的名
字,而是指以鹅(古名舒雁)为图腾的徐人的王,故称舒雁王,[1f]徐偃王。这
个观点有鹅鸭城的名称和徐候王卵生的传说故事为证(详细考证见本文第一
章)。当然我们并不完全排除历史上曾有位徐王名月q假l二的可能性。也有可能
是多种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才使得徐偃王最终成为徐固的代表人物或者
说是徐国的象征。
(二)、关于徐偃王的“怪”与“仁”
古书中关于徐僵王的描写主要集中在“怪”和“仁”这两方面。表现徐偃
[1]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史物}Il J扳71,1985"t.。
[2]顾颉刚:《徐和淮夷的迂留》,《文史》第三卜一辑,中华书局,1990年
王“隆”的主要有以下儿条。
《博物志·异闻》引《徐偃王志》
徐君宫人娠而生卵,咀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苍,猎于水滨,
得所弃卵,衔以东归。独孤母以为异,覆暖之,遂孵成儿。生时正偃,故以为
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智,袭君徐国,后鹄苍临死生角而九尾,
实黄龙也。偃王又葬之徐界中,今见有狗垄。
《山海经·南山一经》“猩翼之山”条下注引《尸子》
徐偃王好怪:没深水而得怪鱼,入深山而得怪兽者,多列于庭。
《山海经·大荒北经》“继无民”条下注引《尸子》(另外《史记·秦本
纪》集解也引此条):
徐偃王有筋无骨。
《苟子·非相》
且徐偃王之状,目可瞻焉(“焉”一作“马”);仲尼之状,面如蒙供;
周公之状,身如断畜;皋陶之状,色如削瓜;闳天之状,面无完肤;傅说之状
身如植鳍;伊尹之状,面无须麋;禹跳,汤偏,尧、舜参牟子。
从这几段话中,我们不但可以知道徐偃王诞生的经历颇具神话色彩,他的
性格怪异,长相奇特,有些描写几乎令人无法相信,比如况他有筋无骨,再比
如说他的额头奇突无比,以至于他的眼睛能够看到自己的额头,另外还可从《苟
子·非相》中与他并列的人推知,他是一位品行绝佳的圣人,其道德人品完全
可与孔子、周公、皋陶、傅说、伊尹、尧、舜、禹、成汤等古代境界最高的圣
人相媲美。萄子将其排于孔子等圣人之前,这足以反映出他在当时所拥有崇高
声望。
表现徐偃王“仁”的主要有以下几条。
《韩非子·五蠹》
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
《淮南子·人间训》
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
《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说:
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
《元和郡县志卷九·河南道五·泗州·徐城县》
徐城县,本徐子国也,周穆王末
者四十余国,周穆王闻徐君威得日远
不备,大破之,杀偃王。
徐君偃好行仁义,视物如伤,东夷归之
乘八骏马,使造父御之,发楚师,袭其
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徐偃王“好行仁义”、“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视
物如伤”似均应视为原始社会中首领与氏族成员之间平等的关系的遗风遗俗,与
后世儒家所倡导的仁政思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至于徐偃王亲自渔猎,并将所获
之物陈列出来,一方面自有炫耀自己勇猛能干之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徐国还保
留了一些原始社会氏族首领与成员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的习俗。
徐偃王好行仁义的遗风在徐国铜器铭文中也有间接的表现,徐国铜器铭文中常
见器主不厌其烦地追述先君先祖,正是徐人“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的具体
表现,在器主人名之后还常加上“儿”作为后缀,这也是为了向先君、先祖及长辈
表示恭敬和顺从。这样做正如《礼记·冠义》中所讲的那样:“所以自卑而尊先祖
也”。尊先敬祖自然应当视作好行仁义的一个具体表现。古书中也有“夷性仁”的
记载,可与徐偃王好行仁义的传说相互印证。
徐偃王既然如此好行仁义,为何最终落了个身死困灭,为世人嘲笑的悲残命运
呢?是因为韩非子所说的“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吗?我们认为,非也。徐偃王
的好行仁义,只是处在很低级的层次,属于一种小恩小惠的性质,或者说仅停留于
个人的道德、品格层面上,而未能触及到制度层面的改革。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可
以说明这个问题。如在邵州九女墩几座徐国王族大墓中均有用人陪葬的现象,多的
有16人(三号墩),少的也有5人(二号墩)。春秋时期华夏诸国大多早已废止
了殉人的陋习,偶有殉人现象发生时,也要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如《诗经·黄
鸟》对秦穆公以三良为殉的谴责)。然而徐国王族到了春秋晚期还顽固地坚持殉人
的夷俗,这只能说明其政治制度的落后与保守。与其它积极进行社会变革的邻国相
比,徐国显然已远远地落伍了。因而徐国灭亡的真正原因恐怕并不是因为徐偃王好
行仁义,而是因为徐国当权者未能及时审时度事,顺应时代潮流,进行相应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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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镩钟登记表 单位:厘米千克
编 钮

正鼓 侧鼓 铣
通高 重量 中眭
号 高 上r觉
F宽 修 』“ 』孕 问径


问径
l 36.3 f35.2 11 5 5 5 22 0 28,0 23.2 L 4 27.7 2.O 36.3 33.5
2 32.5
}
32 l
f ? }
26 O 20.0 l 6 24 5 2 0 32.5 32.7
3 30.O 12.0 29.O
f|}
23.8 19.7
|
24.0
}
29.7 29.O
4 35.9 11.6 26.5 10.0 |j22.1 27.2
J
19 0 { 27.O 27.4
5 33.0 8.0 24.3 9.5
/ }
19.7 15.3 14.6
|
24.3 23.4
6 31 2 6.9 22.O 8.6 f / 18.5 13 4 f
}
f 22 0 23.0
表二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甬钟登记表
单位:厘米千克
编 侧鼓
通高 重量 中长 舞修 舞广 鼓厚 鼓间
铣长
枚氏


7 残41.o } 33 5 28 O
23.O 0 9 25.5 l 7 41 0 3 8
9
残34.8
20.2 26 7 22.8 18.4 1.6 21.O 15 34.9 3.2
lO
残32.2
15.4 25. 1 20.7 17.0 1.5 19.
7 1 9 31.5 3.O
注:8号钟破损严重,数据暂缺。
表三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钮钟登记表 单位:厘米干克
钮 舞 正鼓 侧 铣

通高 重量 中长

号 高 卜宽 下宽

广 厚 间径 长 间径

1l 22.9
2 5
15 8 4.6 23 2.9 12,2 9 2 0 45 lO 6 O.7 18 7 14 5
12
残17 6
1.85 14 7
|{/
ll l82 0 5 96 O6 17 6 13 5
13 20.0 1 9 13.5 38 20 2 3 lO.0 7.6 O 45 94 O6 16.5 12.2
14 19.6 1 5 13.2 40 2.2 2 E5 9 3 6.8 0 35 85 06 15 8 il 4
15 18.O 1.2 12 l
3 g 2 3 26 8.6 62 0.3 7.8 O6 14.I 【O 1
16 16.8 l l 11.2 3.4 2.2 2.45 80 5.6 0.4 7 O 0.7 13 3
9 5
17 15.7 1.0 lO 3 3 6 2 1 2 4 7 1 5 2 04 65 O8 12 2 84
18 13 8 0.8
9.2 3 l 2 l 2.4 6.8 5 l O 3 6.2 06 i0 9 79
19
残10.4
07 87
{/
/ 60 4 7 O8 5.8 1 0 lO.4 7 2
表四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编磬登记表
单位:厘米度千克
倨孔 底 敛 股
磐号 通长 通高 最厚 最薄
孔径 勾 长 高 _f.边 博 上边 博 重量
l 60.0 21.0 3.3 2.7 140。 1.8 50.0 5.2 37 0 10 6 26 9 12 8 5.75
2 55 5 21.0 3 0 2.5 139。 17 45.5 4 5 34 0 10 O 25.O 13 0 4.80
3 48 3 18 3 3,0 2.4 138。 l 4
39
0 4 O
30
O 9
3 21.6
11.5
3.75
4 47.0 17 2 2 9 2 5 140。 1.8 38.5 4.0 29.O 9 l 21.O 10.9 3.40
5 41.O 15.O 2 5 2.1 139。 l 8 残 2 6 25.0 残 19 0 残 2 40
6 38.2 15.0 2.8
2.6 140。 1.7
30.3
3 0
22 5 8.O 18 2
10.2
2 55
7 38.0 15.0 2.6 2.6 136。 1.6 30.8 3.5 23 4 7.9 17.8 9.1 2.35
8 33 0 13 3 2.8 2.4 139。 1.4 26.0 2.4 20.5 7.6 15.0 9.O 1.80
9 残

2.8 2 3 残 残 残 残 磺 7 5 残 8 4 1.50
10 28.5 11.4 2.8
2 0 140。 1.6 22 5 2.1 17.7 6 9 12.6

t.25
11 26.0 10.9 2.5 2.2 140。 1.4 19.9 2.2 15.9 6.1 12 0 7 5 IlO
12 23.3 10.5 2.8 2.5 139。
1 9 18 4 2 l 14 O 6 5 lO 2 7 7 1 10
13 22.1 10.0 2.5 1,9 137。 l 5 17.0 l 8 13 5 5 8 10 4 6.9 O 75
24
表五
邳州市九女墩_二号墩编镩、编钟登记表 单位:幢米千克
出土时闻:
测音时问
1995年5月 1996年3月
眦器型号,SONY丁c—D7录音帆,P【ONEER s【e r⋯cclver 温度.25度
出土地点:
95PDDⅡM
测音地点:音乐轩究所实验室
参加凡员:王_『枷、赵史娟 单恤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宽所

重量


钮 jE蛀
m9菇
铣 正鼓音 侧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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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问 音高 频率 音高 顿‘鲁 娄 号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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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8 6 25 8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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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4 6 23 6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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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5‘

上:5 2
3 10 5 5 2I 6 i7 9 13 7 4 3 2 5×1 4 0 S 16 2 】21 9 20 8 e一28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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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下:5
8
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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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3 0 6 14 2 O 9 19 8 19 4 f+一3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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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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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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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3 7
12
b}46 507
,一28 648
下4
上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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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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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 2 9 15 3 12 9 9 7 ’,一5 f一1 5 653
下3 6
3 2 4 1I 5 9 4
上3 1

下:3 6
3 5×0 6 O 8 11 2 l2 16 6 13 9 f+3 660 ‘P~11
上.2 7
4 5 iS 12 110 3 7 7 0 4 3 2×0 8 O 6 l14 3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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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7M 。a’+7 936
下3 3
5 4 I 4 11 6 9 6
7
3 4 1
上.2 8

下3 2
]l×0 7 】3 3 1l 3 c1+35 1068
√一24 1299
6 3 12 10 8 8 9 6 3 4 2
上2 7
’r一“ 1820
下:3
3×0 6 ‘r H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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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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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6
1610
下:3
上:2 2
S 2 1,5 10 2 8】 5 8 2 3 x 0 5 1) 【r 1 0 r一15 2767
。r2 8
125
"i酷列号:SONY TC—D7录音饥、PIONEER
出土时间:1995年s月 测音时间.】996年3B 温度:25度
s【ereo reeiver
出土地点:9$PDDⅡM 测膏地点:音乐研究所实啦室 参加人员:王子扔、赵文螭 恒位中国艺术研兜院音乐研究所


曙孔 底 鼓 股
音高 频率 器

枷 重世 通 通 最 盛

樊 号 编 (公斤) 长 高 厚 薄
(度)
正面 背面 (音分) (赫兹)
号 径 径
士毛 高 上也 博 上边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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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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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5 l12 7 ‘f一5 737
5 26 4 9 5l P 19 13 S 3 1137 18 l9 41 6 32 4 9 8 23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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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19 3 9 36 7 29 9 9 6 ‘f一12 925
7 18 3 4 42 6 17 I3 3 2 9 13 7 32 2 3 8 27 8 6 18 6 1I 2 。c2+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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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33 6 2 7 135 J8 2 2J R 2 9 20 8 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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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16 l6 30. J2 8 2 6 2 3 136 l7 l8 21 9 2 l19 7 3 13 t8 5 。一+8 1669
12 20 14 26
5f11
8 2 9 2 8 138 2 1 119 8 2 15 9 6 7 12 4 8 2 一一18 2324
126
附图一:
邳卅l市几女墩三号墩位置示意图
附图二:
邳州九德§涨罂层蓼鞣土艋
0 2束
L—-‘--J—.』.--L--▲-.L—-^--▲-一
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墓室平面剧
⋯m
1~6.铜镡钟7~;tO.锅再钟
11~19.钢钮钟20~32石磐33、34、36、37、65.铜盘35I’葙釜形鼎 38.锕鬲
39.锅■形鼎40、63、68、69弦,1、74~78、89、95、96、98.99印纹碰冉落41锕兽酋鼎42锕锯43.铜锄f3
件)44(Ⅲ式.4件)、46(Ⅱ式.1件)惦u式.1件)削4s铜凿47.锥(4件)49铜尤首孟5。.铜方形器
5t-锅●s2,铜锌(4件)
53.炉盘“、56~59锕豆55镧缶60镉杖怖6I鹿角饰62钢拓鼎64
恫摄絮壶
66.纺轮(6件) 67.瞢骨 72.石鼓植头 73.陶鬲 79铜尊 80水晶环
8l、86、87、88、90.玉壁
犯.海皿 83.玉黄(25件) 84.玉串珠(30颗) 85附盆 91—93.铜剑
94.陶罐 97(山式.9件)、123(I
式.2件)、125(Ⅱ式.2件).锕戈io。、toi、10j、105、107~109、“i、Ii3~“7镧椿害(16套j 102、』州、106.铜车怖
件(6件) llO、118镐马衙(22件) 112、132.锕靛(80件)
119角镰(14件) 120铜固I环 12【.铜连环(6件)
122,锅并124、128.锕钩126.钥方扣]l;带且(5件) 127铜球129,130孀铲1jl,铜盏弓帽
128
附图三:
陶器
下螺嚣瞄孟嚣!啪;‰3’墨絮纹馨氅㈨2/5,叫71)68
7/25 i/6,

I式印纹穗冉鼍(ho:)(L·
·2·约 ,’纠 竹“。
2⋯⋯。!?埋、术
锕器
i.Ⅱ式剑(∞:93)
2.m式戈(∞:97)
3·豆
(hO:54)
舞蓄
陶器
左.鬲(M3:砧)右I式印纹硬陶罐(Ⅶ40
铜盎(^心:34.约1/4)
邳灿f市九女墩二号域出十部分器物图
】29
铜器
l式戈(hO:L33)2镡f~o’d7
3锯(^B 42)
附图四:
编钟
矗俐‘m3·7’右∥川

锅钮钟(~e
16)拓率
L钮2舞而3钟体
玉璧纹饰托l车
M3:88.约3/5)
锕器纹怖拓率
1.盘(M3 3_1)2杖饰(旧:60)3车饰(M3 106
邳州市九女墩二号墩山十部分器物拓片及照片
30
附图五:
8嘏琳l'¨}}毒蛙^l-11l。坪,L:Fj硝-*f
¨箍酷红矗;二-c
附图六
江爿、邳:|{{I凡五域三;墩出j。铜器
附图七:
毫|ji蠢ji。||jj
≮一⋯H。㈣。
。j『。_j饕慧一
慧。‘’。“
Il?j黉鬻黪
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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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蜘¨13.12啦.12q T)
江苏邳押、I九女墩三孑墩Ⅲ-.铡嚣
自钟l卅7
附图八:
硅鲥%揩嚣嚣肾灰黑土层
O 2来
L——1....▲....J.....【....1....1....I....1....U
酃卅⋯f九女墩一q墩墼室平面!璺|
PG2 I、PG3 2,锕削PG3。1硬冉坛PG5 1硬陶罐PG5.2锕锥l~8锕编钟9 79锕盘10~
15,锕编锌 16~27石编磐 28、30、47陶鬲 29、32、33、45、46、52~5-1、6j、64陶罐
3l、48—5l、55、s6、65—68
南豆 34锕车其 3s、37.铜斧 36锕鳞38~41.59铜镰 42~44、70.7I陶鼎 57、58、6二.锕薜 60、63.
锕马饰69铜器术把72~74锕鼎78小铜舳 75锕缶 76锕勺 77、95海叽80陶蚺轮 8I.锕刀
82、85、87、96—99、1 0】~106、108一儿¨、l】5铜丘 83、¨、88—92五片 86、94碰瑚罐 9j锕剑 100、107、
lj6~【【9锕干 11l百砷 112~114锕锨
出土铜器
:絮?M5缶73。)。:Z‘。D,?M6钟118。)。。‰手孑“#高n刍冀等。
(2、3约[/4,5约118.泉约1/6)
:警暮禁般?M。:。86础)陶:il(硬D离坛cU M。D
11一MPG3。:茹矗怒‘:6器瑚。盏黼(D卧Il
M=D
BI譬:.“盏;:
圈七出土遗物

确豆‘?!”·÷1)6_A型器内鬲(DⅡ岔1’!|A型:销封尚?;:)8(2“,7。.”1/45,3,L111:jli条约jj;产””M
47)10 B
28 I
(D
型内鬲(DⅡM-
一I) l阿鼎(L’u”
“’
“工u’小⋯⋯
加母缴;号墩出土器切
附图十:
嚆蠹舞器辫曩葛勰
’⋯————一⋯、⋯-
菇爨鞠窖l毫薯苌
2 Ilj0厘米
邳州市九女墩一垮墩Ⅲ1一权巢钟锦空拓奉
附图十一:

i玉"化:f
郡州市九女墩四号墩⋯十陶器
邳卅I il『『)L女墩五0墩I¨士E器
1 37
邳州市几女墩叫号墩d{土具铭铜器残片拓本
附图十二:
邳州市刘林古簋⋯}'爿i分制储
1 38
.I
j‘鬻:黑霉:飘黑篇:嚣嚣篇::裟::
11#n川 ‘1-⋯‘k~n E1"m⋯qH口L,JL
制方谴
i]可召毯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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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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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一
附图十三:
千于婴次如
正子婴次炉底部残足痕迹
咿涪5划妒盈
槲脯,:ij三鬲磊i÷二,脯
(◎)
//—\
139
硪}t镇蠕7
E日Ⅻg口H二nⅡ.±∞#*

厂.一/
附图十四:

兽首鼎
小口鼎


,、
静鼎 崭 融 @




浮 静

=
毋谬
o

,、


徐、好铜器对比图
怀宁盘拱2--4舒城河口5~8.绍兴306号墓
;}-
㈣’ 1Hi。
。/T‘I-⋯ml
陶益弭i卅I市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十
140
致 谢
值此论文完成之际,首先我要向尊敬的导师彭裕商教授表达由衷的感激之
情。三年来在先生的悉心教导和关照下,我圆满完成了各项学习和研究任务,
对治学之门径亦始略窥一、二。先生谨严求实、淡泊名利的学者风范,达观超
脱、诚挚热忱的生活态度,慷慨助人、奖掖后学的无私品格,均深深地感染着
我、激励着我,时时催我进取,令我奋发。师母肖老师也对我的生活、身体状
况十分关心。锦江脉脉,岁月悠悠。昔我来兮,懵懵懂懂。今我往矣,成竹在
胸。寒窗三载,幸遇良师。师恩情深,永铭我心。何以为报,唯有自强。今将
别离,怅然若失。谨赋小诗,以志谢忱。
在此我还要向我攻读硕士学位时的导师汪宁生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是先
生鼓励我走上治学之路,并为我的工作作了安排,使我得以专心读书,不必为
生计而奔波。这篇论文是在我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汪先生曾给我以
许多宝贵的指教。在我的硕士论文评审和答辩时马曜教授、田汝康教授和蔡葵
教授均提出过中肯的意见,对我多有启发,谨此一并致谢。
同时还要感谢其它曾为我写作本文提供过不同形式帮助的师友:
邳州博物馆的陈永清先生提供了九女墩五、六号墩的调查材料,陈永清先
生曾与我一起发掘九女墩三号墩,他曾常和我一起讨论有关徐国的历史和考古
问题,对我这篇论文寄予很高期望,遗憾的是,他现在再也看不到这篇文章了,
今年三月八日,他因突发性脑溢血,猝然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岁。
徐州博物馆的刘照建和盛储彬先生提供了尚末公开发表的九女墩四号墩和
梁王城金銮殿遗址的发掘材料,其诚可感,谨此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四川大学的张勋燎教授,江西省考古所的彭适凡、许智范研究员,陕西省
考古所的王辉研究员,上海博物馆的陈佩芬、李朝远、周亚研究员,中国音乐
研究院的王子初研究员,南京博物院的王金潮、张敏、谷建祥、朱国平研究员,
考古杂志社的施劲松、李学来先生,浙江省社科院的董楚平研究员,浙江省考
古所的曹锦炎研究员,南京文物局的贺云翱研究员,徐州博物馆的李银德、耿
建军副研究员,邳州博物馆的井浩然先生,国家文物局的张双敏女士,徐卅liJN
大的罗其湘教授以及我的室友徐利华博士等均曾给予本人大力帮助,特书于
此,以致谢意。
同我一起研习考古学的师兄弟(姐妹)彭邦本、徐难于教授、柳春明、彭
明瀚研究员、邹芙都、严和来先生、郑继娥、徐明波、李缓、陈长虹女士等均
曾给我以启迪和帮助,谨致谢忱。
在这里我还要向我敬爱的父母表达感激之情,父母均已年过花甲,而我却
长年漂泊,游学在外,家中无论发生了什么烦心的事情,他们从不让我知道,
以免让我分心,误了学业。不知道何时才能有D寸I'HJ、有条件去回报父母的养育
之恩,只希望这篇论文能够稍稍抵消我的不孝之罪。
最后,我要向爱妻李艳华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结婚十年,我在外游学了
七年,她独自承受起家庭的重担,照顾老人,抚育女儿。我的所有成绩中都有
她的一半功劳,她为我付出的远远大于我所能够回报的。希望此论文能为她带
来些许慰藉。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中九女墩三号墩出土器物拓片均是
她制作的。
本文的写作得到如此众多师友和亲人的帮助,又岂能只用一个谢字了得。
但此时此地的我,所能做的也只有道谢了。但愿今后在学qk方面能有所长进,
以不负诸位对我的错爱和寄予的厚望。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文中有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敬希方家、
学者不吝赐教。
孔令远
二零零二年初夏写于锦江之畔
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作者: 孔令远
学位授予单位: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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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认为秦始皇帝陵封土堆之下经过大规模开挖存在墓室、宫墙、墓道等配套的地下古墓建筑群,从一个侧面为证实秦始皇帝陵地宫位于现存封土堆之下提
供了证据.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W01068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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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7 19:03:30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徐德让 于 2017-3-27 19:05 编辑

    长金宗亲辛苦了!
    此文甚长,但不知何故,文中断续处颇多,以致于未能连续拜读,实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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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合作伙伴   联系我们   法律声明   广告说明    全球徐氏联谊会文化研究会工作交流群号:文化会工作交流群豫ICP备13004582号-1
全球徐氏联谊会(简称总会)于2011年9月15日在江苏常熟隆力奇宣布成立,本会宗旨:弘扬祖德,敦亲睦族,造福宗亲,和谐社会。
选举产生了以徐国忠为总会长的第一届领导班子,下设理事会、常委会、监事会、文化会、商会等机构,制订了章程、工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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